想看了很久，終於花了一個下午從頭看到尾。
這是練乙錚在信報的文章集合而來的一本書，洋洋四萬字，字的就是他當謀士的六年。人稱建華之亂的年代，有多少是感情因素、多少是理性而言？其實在之前看過的《殖民地的幽靈》中已說過，董建華並非完全的不濟，他的眼光有時其實不差，只是從全局而言，天時不合、地不利、人不和而已！
浮桴記中所說的，是更接近董的故事。他說明董其實是被共所牽制，也被共所愚弄著，可惜的是共昧，也或許是在馬列毛鄧之流中產生的無知而使其思維有所缺失，所以指揮著的董就成了禍港殃民的意思。
總括來說，浮桴記的故事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思要全面，也就是所謂系統思維。萬物共成一體（GAIA?），不能單就一事一物之發生而直觀地作反應，反而要溝通上下四方，得其大概而斷事，否則只有流於目光短淺之弊。可是世界之大，世事之繁又豈是一人之力所能博識？這就是何以有云「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全文如下（從InMedia抄來的）
練乙錚：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
十七之一（2005-06-13）
去年七月五日，我被香港特區政府革去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職務。此前，我對時局已心灰意冷。
第二屆特區政府成立、主要官員問責制出台之前，我向董先生指出體制改革要審慎，不要採納一些明顯削弱施政效率的建議；梁錦松「買車事件」發生後，更在組內提出董先生要採取果斷做法，以挽救特區政府管治威信。可是，這些建議不幸都未被重視、接納。
目睹特區政府管治危機日甚一日，錯誤層出不窮，社會動蕩不安，無奈自己言路已塞，遂萌去意；及至政府勒令我停止工作，我反倒如釋重負。「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思量何去何從之際，記起孔夫子這句話，意念泛起心頭：何不趁機實現一個多年來的夢想？於是坐言起行，退了房子，把僅有的一些書籍和財物寄放在朋友家，九月中飛到英國學習帆船遠航的知識和技術，把一切政事和仕途中的不如意盡拋諸腦後。
不過，心緒安寧很短暫。十二月的一次實習航行途經法國西南面 Cherbourg港，有半天時間停留。我上了岸，在附近海濱公園蹓躂。公園正中是一座古老宏偉的塑像：拿破崙豪邁地坐在馬背上，左手緊握韁繩，右手揮向彼岸英倫三島，像是引領着浩蕩大軍，可是馬兒受驚，竟想轉向而去。石灰石造的台基四面刻滿了古戰場的名字：Austerlitz, Jena, Friedland…，記錄着這位英雄的豐功偉業。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拿破崙不智地超越了極限，滑鐵盧一役，令他一蹶不振，一生功業以失敗告終，到頭來他豢養的牲畜比他聰明。
我站在塑像前，想起回歸年的特區政府領導不也是雄心萬丈，可是後來在政策上一意孤行，一錯再錯，乘載着這個政府的人民不願跟它走；遂有○三、○四年的慘淡和○五年的落索。在回程的夜航途中，我心潮起伏如英倫海峽的波浪。抵達基地之後，有好幾天在課餘時間想了又想，最後決定明春回香港之後會寫文章，把我在中央政策組工作六年的觀察和心得整理出來，分析特區政府、董先生和他的領導班子在政策和管治上失敗的徵結所在，若僥倖能有一得之見，也算是我對香港和特區政府盡的最後一份責任。
年初，我父親大去，我從英國飛到加拿大奔喪，辦妥他的身後事之後，陪伴母親在渥太華小住，每天到市中心公立圖書館埋頭書寫，完成了近四萬字的回顧和總結。
== 近四萬字的回顧和總結 ==
首先，我試縱論特區政府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政策失誤、引致管治根基削弱的主因。著墨較多是在政治，多少反映「九七回歸」是政治事件這一歷史事實。在敍述若干具體政策形成和出台背景時，少不免要提及我任職政府六年當中的一些人和事，以助讀者明白為什麽那些政策大部分願景良好，卻終歸或為大眾唾棄、或以失敗收場。
我不認為這許多的政策失誤，問題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區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認為錯誤的根源主要在於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犯了歷史性的路線錯誤；這不僅把香港和特區政府害苦了，還大大地損害了香港正統左派、特別是當中有識有能之士的利益。
在縱論政、經、社三方面之後，我將以專文評論十分重要的「主要官員問責制」。然後，我會花一些篇幅論述董先生的為人、處事和領導風格。
最後，我將以比較輕鬆的筆調憶述我在政府工作六年當中的一鱗半爪；此部分甚長，近一萬字。我沒有本事提出一條讓香港徹底走出物質及精神谷底的必由之路，惟行文之際，常不得不引入很多主觀意見，是對是錯，只能讓讀者評說。因為我離職之後還要嚴格遵守〈公務員保密條例〉，很多有用、有趣的材料，在寫此組文章時都一一割愛，請讀者原諒。
先談經濟。坊間這方面的評論已經很多、很好，難有新意，所以我在本文只提一大圍重點，不及其餘；對某些具體經濟政策事例的評論，留待以後的一些篇章去提出。
董先生在九七回歸的喜悅中，以亢奮、積極的心態接手管治香港，同時迅速明確地提出一系列發展經濟的目標和具體策略。這個架勢，無疑與港英時代的做法和哲學大相涇庭，論者每以「大有為」三個字概括這個架勢和後面的領導心態和管治理念，從而推斷這些經濟政策必然失敗。後來，很多這些政策果然失敗了：有的無疾而終，有的焦頭爛額。這是不是都拜「大有為」所賜呢？
== 替大有為小翻案 ==
主流經濟學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搞經濟，無為勝有為、小有為勝大有為。普遍和局部均衡理論嚴格地從正、反面證明了這個源於亞當斯密的論斷。兩百年來，世界上很多開放型的自由經濟成功了、很多封閉型的指令經濟失敗了，更充分說明這個論斷在實踐面前可靠、有力。不過，例外還是有：日、韓、台、星、馬、以色列，以至近十年的愛爾蘭和北歐諸國，推行市場經濟的時侯，都有很強的政府行為，經濟也發展得相當成功。佛利民說，那是 in spite of 政府干預，不是 because of，立論精闢，但我未敢時時處處完全苟同。
在適當的情況下，在某些時段裏，某種強力的政府行為，特別是在人本資源的開發、大型基礎設施的配備和更新等方面，也可以有很正面的經濟作用。舉一個例：芬蘭的工業藝術有很好的文化基礎，政府看準了歐洲有市場，於是大力投資這方面的人力和基建，結果很成功，今天芬蘭的商品設計世界一流，政府可記一功。一般來說，政府行為效益高低，除了看它懂不懂經濟干預的理論之外，關鍵還在於對本國及主要相關國的經濟有多少認識和對干預有多少經驗。
我打一個造橋的比喻。好的工程師，配備了現代化知識、儀器和工具、掌握了架橋地點附近河床地質構造和水文資料，完全可以計算出橋躉最好打在那幾點上面。若這些資料不具備，則可用簡單的古法：在上游投下巨石，任由水流沖引，巨石最終停留不動處，便是河床堅固、水文有利於打造橋躉之點。這個方法不一定最精密，且有所謂多均衡點問題，但好處是資訊要求低。
港英時代的「積極不干預」，好比古法築橋，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關經濟的特質、結構和政策參數，已經可以應付裕如。事實上，據我當時觀察，政府也確實不很懂；不僅政府如此，連大學裏頭所累積對本地經濟比較堅實的研究結果，相對於日、韓、台等地，也少得可憐；這種情況，至今無大變。但這正正是實踐「積極不干預」的好處：政府不必知道很多，眼光不必很獨到，本領也不必很高強，已經可以通過「無形的手」取得也許是最好的效果。
== 介入政策匹夫之勇 ==
可是，九七之後，領導者要大有為，有關部門卻嚴重缺乏支持和落實這種迴然不同的經濟哲學的研究能力、知識、經驗和建制，結果可想而知。這不是公務員的錯；要長跑家跑短途，或者要舉重的去跳水，怎麼可以呢？
九八年我進政府工作，一位公務員同事告訴我，整個政府裏頭，有前沿研究能力的人，屈指可數，能搞嚴格經濟研究的，更是鳳毛麟角。不僅如此，在急於上馬之時，政府領導層卻根本沒有意識去補救這種錯配或不足。還記得九七年某日，董先生已經當選，在他南區的家做東道，賓客有大商賈、高官、學界名流，我當時已任《信報》總編，也敬陪末座。談笑間董先生對大家說：「學者的意見要聽聽，但不能相信。」雖是當時戲言，但其後幾年我觀察到他的確如此。
沒有學術可提供的嚴格客觀分析，也沒有相適應的公務員系統可賴以實踐，董先生的介入政策實乃匹夫之勇；他於是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認為是愛國愛港、肯承擔、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緣精英和商界奇才；但這些人大多非博學多聞，更談不上雄才大略，只知根據主觀意見、個人經驗、甚或自身利益，提出一個又一個「中心」建議，結果董先生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成少敗多，還為後來「官商勾結」的指控埋下伏線而不自知，真是可嘆亦復可憐！
偏離「積極不干預」，理論上已令香港經濟風險大增，猶兵行險着，但如果領導班子有足夠知識和專業行政力量支持，加上一點運氣和市民的善頌善禱，未嘗不可替香港殺出一條血路。可是，領導取向與執行機關能力錯配，終令特區經濟政策景願雖然宏偉、到頭來一籌莫展。在這點上，董先生是有責任的。
十七之二：論特區政府政治失誤兩大內因（2005-06-14）
特區政府政治方面的失敗，和經濟政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這方面的原因比較復雜，有來自北京的外因，也有屬於特區政府自己的內因；特區政府的錯誤是次，北京的錯誤是主，因為影響太強勁了。內外兩害交加在香港的錯綜複雜政治環境上，香港不受重傷幾稀。讓我選一個有趣的切入點，先談內因。
大概是○二年春天罷，在中環香港會所舉行的一個民主基金會午餐研討會上，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坐在我旁邊。她當然知道我和《信報》的關係，劈頭一句跟我說：「《信報》立場頑固如一，想必是林家揭錯了皇曆？」我對眼下這位前港英高官不無敬意，和氣地解釋：「葉太，我想不是的；只不過是他們看待共產專制主義的態度在回歸前後始終如一而已。」
其實這並不奇怪。大凡人心政治認同的變化，總不在一朝一夕。主權可以更換，旗幟可以改變，但絕大多數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國」涵義、對現中國政府在內地在香港的行為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過去和現狀的整體看法，卻只能隨着中國本身的變化和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演變而緩慢轉移，此所謂「觀其行」是也。英國人一走，馬上變得徹底愛國愛黨如愛考妣者，到底是少數。特區政府領導層對這方面的估計有錯誤，作為政治政策重要依據的某些資料及其解讀也經不起推敲。我舉一個事例。
== 揭錯皇曆？ ==
○二年初，一位學者發表並向政府提交了一個有關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問卷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年代初以來，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百分比大幅上升，從而推論一般香港人的民族主義觀念在回歸前後有普遍、顯着而正面的改變、加強。當時董先生和劉兆佳都對這個問卷調查十分重視；我卻私下對這位學者說，問卷結果很有趣，但可以有不同解讀。我指出，九○年以來，有幾十萬人因「九七」因素移居海外，而同期間有數目相若的大陸移民定居香港；有理由假設前者在這類問卷調查中認為自已是「中國人」的百分比較低而後者則較高，然則就算其餘大部分香港人身份認同絲毫未因回歸而變，也可得出相似的問卷調查結果。我說，我不知道我提的另外解讀對不對，但嚴格的思維要求，在作出他那種正面解讀之前，起碼得證明其他合乎邏輯的解讀是錯的。
對這個簡單的質疑，這位學者未及回應，董先生就已經對問卷調查結果及其正面解讀照單全收，並多次在談話中引用；其後，政府大幅增撥資源、密集地做各種類似或有關的問卷調查，最終竟引致「廿三條」立法過程中對民眾接受程度估計嚴重偏高。
研究問題不夠嚴格，或者是「結論行頭、前題搭夠」、結論指導推理，等等，都可以引發很多意想不到的壞後果，絕對馬虎不得。學術本應有助得出正確政策，但學者和用家引喻失義，卻反而成為特區政府政治政策錯誤的內因之一。
內因之二是什麽呢？踏入九十年代，香港的政治環境演化出一個很大的矛盾，即言論上的高度自由和政制上的低度民主。大家都知道，民主和自由是孿生兄弟，發展程度相若，二者才能取得動態平衡。香港的情況，就是不平衡。
體制不民主，政府政策自然朝某一少數政治派別或利益集團上傾斜，受壓抑或受損的大多數惟有利用言論自由來表達不滿，政府和少數政治派別或利益集團縱或一再贏了個別政策，卻輸了多數民心。怎麼辦呢？一個辦法就是加速民主化；另一個反其道而行，就是削弱言論自由。二者都可以達到某種不同的平衡。大多數民眾會要求前者；非民主政府的心態傾向選擇後者。○二年，我在政府高層一再聽到一個訊息說，特區政府政策碰壁、管治困難的主因，是政府沒有輿論陣地，因此如果要改善處境，必先從取得輿論陣地着手。我於是知道山雨欲來。
== 削足適履還是順應歷史？ ==
果然，之後不久，傳媒的朋友們開始感到變化，不少人向我反映，各報社論很多時是有關方面喂的料；還據說，接收政府消息，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待遇，「賞罰分明」。一些同事辯稱西方民主社會也常常如此，但我認為這不應該是一個號稱全民政府之下發生的事；就算不是策略，給人這種印象也不好。峰迴路轉，隨後發生的，就是去年的「名嘴封咪」。
政府想強化自已的聲音，前已有之，就是鼓勵各局長多接受訪問、多在報上發表文章，那是正路，但○三年「七一」之後，我覺得很多迹象顯示它決定要削弱言論自由以適應低度民主。社會上眾多「親政府人士」不斷強烈發表有關言論自由尺度的觀點，而他們的要求後來又竟然陸續實現，可說是旁證。
其實政府的言論非無「陣地」（如果一定要用這種戰鬥性話語的話），只不過沒有很大市場罷了。每次政府有重要消息宣布，試問有哪一份報紙、哪一個電台不洗耳恭聽，然後大幅報道並引各界評論、市民意見、政府答問、補充？只可惜政府的政策常有很多漏洞甚或「死穴」，論據或是蒼白無力，或是偏頗不全，讓有份量的評論家（有時只是一些販夫走卒）一駁就倒。本身實力不足，是一個原因。
我進政府之前，一位認識比我多的朋友告訴我，政府內部的政策分析文章，寫的人也許很有經驗，但技術方法嚴格程度大抵比不上像樣一點的碩士生，立論有時更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我當時半信半疑，後來看多了才知道大體屬實。
政府政策推銷得不好，還有第二個原因。社會人士的一般學識過去二十年提高很快，高等院校和大學倍增，香港多了一批有識之士，但同期間公務員特別是政務官的學歷和現代專業知識水平卻提高很慢、甚或依然故我，政策答辯場合中怎能應付裕如？水漲船不高，要沉的。（一位搞教育的高官回大學研究院修讀教育學學位，既說明問題，亦指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正途。）第三個原因當然是政府自已理屈而辭窮了，特別是在推動一些忤逆民意的政策或立法之時。
== 傳媒友我為何民心逆我？ ==
然而，削足適履，削弱言論自由以適應低度民主，是不明智的；用共產黨的術語說，就是「反動」，「反」歷史前進方向而「動」。此外，在政府內部和各重要公共機構和諮詢委員會裏，也有類似迹象；比較有力敢言的人相繼調職、革職、辭職。於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友我」傳媒的數目日多，言論日漸馴化，政府內部聲音也日漸齊一，特區政府政治政策卻一個一個觸礁，民意強力反彈，最終勞駕中央出手。
一廂情願錯誤測度解讀港人九十年代以來「愛國愛港（黨）」程度的變化，忤逆民心意圖收緊社會上和政府內部的寬鬆言論尺度以符低度民主體制穩定需要，是特區政府政治失誤的兩大內因。
這些不是什麼「不足」，而是由根本的政治路線錯誤引出的。我敢武斷地說，這種錯誤的源頭不在香港而在中央，並且和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每一次犯的重大錯誤，性質上如出一轍，就是極左。很多人批評董先生，要他替香港的政治困局負責，是不公道的，他只是很忠實地執行或者很準確地揣摩北京對香港的政治路線而已；換轉北京想香港民主自由多一點，董先生一定樂於照辦。我的判斷對不對，看下一任特首推行的政治路線會否不同、怎樣不同，便會分曉。這樣的一條極左錯誤路線，不僅傷害了特區政府、香港人民，還特別嚴重地傷害了香港正統左派的政治和實際利益。我在下文詳論這些重大問題。
十七之三：北京政治導向和特區政治失誤（2005-06-15）
北大人和太陽打賭，看誰能把路人帶着的帽子拿掉；他愈使勁地吹，路人把帽子按得愈緊，北大人失敗了。輪到太陽，一出來，溫和地笑一下，路人覺得好暖，就把帽子脫下。
九七回歸，北京給香港一套《基本法》，承諾經濟基礎五十年不變，上層建築也盡量不變、少變，只要求港人擁護主權歸中國、香港實行以本地愛國者為主體的高度自治。換言之，中央在香港實行的，是一種「最低綱領」，除了主權和治權之外，一切遷就香港內部的客觀形勢，不外加自已的主觀能動性去同化香港。
血濃於水，花五十年時間把內地的事情辦好，香港人就沒有不歸心的。此期間，在管治體制方面，香港將逐步民主化，不搞什麽專政；特區政府是全民政府，重視並有責任調停社會內部以及京、港之間的各種矛盾。加上「行政主導」，政府便可以有力而不偏不倚地把上述管治方針具體化。
== 北京吹冷風 特首交白卷 ==
京、港之間的最大矛盾，就是長期以來大部分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觀感。這種觀感分兩方面，一是就中共對內地的管治手段和效果而言，二是就其在香港的工作手法和態度而言。前者在八九「天安門事件」重挫，近年逐漸好轉；後者回歸以來一波三折，令董建華政府處理這方面的矛盾，八年來交了白卷。
不是董先生不賣力，而是北京把題目出得太難了。北大人只管板起臉使勁地吹香港的政治冷風，董先生生性特有的那種親和力、上海人特有的那種「海派」作風，完全發揮不出來，一遇到北京認為與之有關的政治議題就呆若木雞，香港人於是把帽子愈按愈緊。很奇怪，這個結果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可以預估到，唯獨中央似無知無覺。說領導人都聰明能幹，看來未必事事盡然；香港這本書「一字咁淺」，他們卻愈看愈難，如臨大敵。
眾所周知，大部分香港人的恐共病，至八十年代胡、趙當政而有所改善，但來一個「八九六四」，打回原點不說，還把恐共、拒共意識順延一整代人。中共不去明白這個，卻老是認為自己改革開放四分一世紀了，和以前的中共是不同了，你就不應再恐共、拒共了，否則便是你有問題。但大部分香港人不認為中共已經脫胎換骨，特別在政治和管治心態方面，還是高壓的一黨專政，基本上未脫史太林主義。這好比大部分中國人不認為日本政府已經脫胎換骨、不再懷侵略野心，而日本百思不解；無他，對過去罪行反省不夠深刻，只是行為上有些改變，靈魂深處、骨子裏還是未變，「尋常看不見，偶爾露猙獰」。
大陸上的經濟政策變了，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服從穩定發展經濟的需要而少搞、不搞了，但異見份子還是抓，香港報刊還是禁，傳媒還是黨壟斷，互聯網頁還是審查，宗教還是打壓，手段不同而已，政治意識形態裏的命根子還是史太林那一套。給香港人的政治和人權優惠，不是權宜，還是權宜，不然這些好東西為什麽過一條深圳河就變成壞東西？為什麽香港人爭取快一點多一點也是罪過，要「釋法」禁止？為什麽「河水」、「井水」，要涇渭分明？除非是中央精神分裂，否則「一國兩制」就是權宜，暫時管不到便由得你而已。
== 北京脫胎換骨 港人自然歸心 ==
這些，大部分香港人看在眼裏，都明白，於是恐共、拒共如故。當然，這些香港人行動上識趣，「河水」、「井水」，你要分便分，但是會把對中共的負面觀感投射於香港內部政治，不喜歡民建聯、不喜歡中共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代言人，不喜歡董建華那麽緊貼中央的政治路線。
儘管如此，如果北京處理香港問題得當，回歸之後還是可以部分化解這個矛盾、技術上把它處理好而不至有失控危險。關鍵是北京動不動就認為大部分香港人意識上還拒絕回歸，於是要施加緊箍咒，並且把上述大部分港人與中央的矛盾定性為愛國者和不愛國、反愛國以至賣國者之間的敵我矛盾。
愛國沒錯，問題是愛國怎樣定義。由於前述歷史原因，香港人內心很複雜，對愛國這回事有不同看法，中央很難壟斷；有些人不願把愛國縮小為愛港或愛在大陸投資賺錢和幹部打關係，而是愛整個中國，包括她的人民、土地、歷史、文化、政府。這本是很自然的事，反而是「河水」、「井水」論大有問題；用中共自己的術語說，那是把事物任意割裂來看，屬於「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觀點。北京漠視這些香港人的細緻政治心理，粗暴地照搬內地那一制規定的「愛國」定義，強加於另一制的香港，特區領導照單全收；光從效果看，便知這個做法錯了。
應該指出，中共對愛國的正面定義一向都寬鬆，你在人民公社把豬養好，就已經是愛國；或者今天你回內地投資消費，也是愛國，十分通情達理。可是，對什麽是不愛國或者反愛國、賣國，則態度嚴苛、嚴酷。在內地，沒有反共、恐共、拒共的愛國者，愛國等同愛今天的黨、服從今天的黨領導；對待不按規矩愛國的人，必須進行鬥爭。這是很不幸的，十分不利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
== 倡議和解 書生被批 ==
北京的這個鬥爭心態，反映在特區政府高層當中，初期並不明顯，至第二屆特區政府成立、政府積極籌建以「愛國」劃線的「管治聯盟」之時開始升溫，而在曲解「行政主導」強行替「廿三條」立法、引至○三年「七一大遊行」的前夕達到高峰。我在中央政策組看得很清楚，覺得如此鬥下去政府很快會犯大錯，對誰都沒有好處，於是就在組內開會時提出不要鬥爭、要大和解、要回歸《基本法》；劉兆佳如常不在，組內一位重要同事批評我：「阿Joe，你書生氣。」我心頭一震，記起那是毛澤東罵知識分子的話，知道會有後着。
此後，中央政策組更少管政策，更多管政治、配合政府的錯誤方向提供各種服務。我沒有放棄我的大和解觀點，私下找另一位同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曾德成詳談，希望他有別的管道反映我的意見；曾悶悶不樂，沒有表示什麽，但很留心聽。
十七之四：揚棄管治聯盟 欣許另類愛國（2005-06-16）
文革剛結束，中國文壇出現所謂「傷痕文學」。作家劉賓雁寫了一本小說《第二種忠誠》，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黨員可不可以長期堅定地反對黨的一些重要基本政策和行為，而依然可以被當時的黨領導視為忠誠？在一般民主開放社會，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但在所有一黨專政體制裏卻長期存在而得不到解決。
中共理論上容許不同意見，名曰「黨內民主」，事實無論什麽時候什麽派當權，它也不能存在；有些讀者一定記得，「四人幫」當道的時候，在黨的最高理論刊物《紅旗》的一篇有名的文章裏提出過，黨員要「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可見他們早已預見給「溫和派」鬥垮之後的種種恐怖遭遇。
前匈牙利共產黨員、名作家Arthur Koestler 的力作《正午無光》（ Darkness At Noon ）剖析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這個老問題，感人肺腑之深，足與巴斯突納克的《齊瓦哥醫生》並稱為共產主義自我批判文學中的雙絕。劉賓雁的書，從中國自己的慘痛經驗出發，用心良苦地告訴中國共產黨，最反對它的人往往其實是最愛護它的人。可是，共產黨不領情，「六四」之後，劉流離國外，和很多人一樣，被逼成為不共戴天的反對派。
「第二種忠誠」並不源於西方政治；中國的儒家在二千多年前已經很清楚這個概念。戰國時代竹書（九三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記載：「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喟而退之。」不是一次、兩次稱其君之惡，而是「恆稱」，是選定了一種角色。
== 中共要注意二階穩定 ==
可惜中共抗拒西方民主，也背棄中國人文傳統精華，在內地只容許「第一種忠誠」。也許，那是從穩定出發，覺得有其需要；的確，從史太林主義走過來不久的內地政治和社會體制，以及呼吸這種體制空氣成長的政治人的心靈，真的不能經受各種太大的衝擊而能保持安穩，覺得必須鎮壓所有異己，並且將這種鎮壓行為合理化、制度化、法律化、本質化，視之為其現代化過程中的核心保證，即所謂「四個堅持」。可是，到頭來這未必明智。讓我舉實例作譬喻。
我去年在英國學了一點船舶結構理論，知道設計船體要注意兩種不同的穩定性：初階穩定和二階穩定。把船身造成一個平底長方盒模樣，船在輕微的風浪中幾乎完全四平八穩，有很好的初階穩定，可是這種方底船，遇上比較大的風浪，往往會忽然翻倒，二階穩定性很差；如果船身左右橫切面的邊部比較圓滑，情況則剛剛相反，儘管在輕微的風浪中也會搖搖晃晃，初階穩定性較差，但在大風大浪之時，則較能保持不翻倒，二階穩定性較優。同理，單體帆船的初階穩定性比雙體帆船差，但二階穩定性則優勝得多；雙體帆船最多只能承受離垂直線約七十度左右的橫向傾側，逾此便翻個船底朝天而不能自正，但單體帆船卻一般可承受高至一百二、三十度的傾側，甚至船底朝天了還可以自正。
這些例子顯示，史太林式政治體制或許有很好的初階穩定，但遇到強烈衝擊，就容易整個坍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最後遭遇，顯視這個看法基本上正確。所以我給中共一個忠告：要注意二階穩定；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逐步脫離史太林黨政體制，走向開放、多元；一時間改革不了，至少也要逐步容許「第二種忠誠」。不過，這是就黨內、內地而言，而我們討論的，是有關香港、有關中央政府和香港人民之間的問題。
== 愛國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
北京如果在內地不能接受「第二種忠誠」，也應該在香港欣然容許，以體現愛國概念上的一國兩制。愛國是原則性，兩制之下它可以有不同涵義和尺度，就是靈活性。有這個靈活性，北京就更容易明白如何去尊重香港的法治、尊重它自己給予香港的《基本法》。我要深入一點具體解釋這句話。
《基本法》面前，人人平等。香港本地《行政長官條例》規定，行政長官不能隸屬任何政黨。這兩條加起來，毫不含糊地把特區政府定位為全民政府，並且清楚地意味着兩點：一、特區政府要一視同仁服務所有市民，包括合法地反對它的一些市民；二、市民中的任何意見和利益衝突，包括一切政治方面的，特區政府有責任不偏不倚、居中調停。北京如果真正尊重香港的法治，就必須要求特區政府做到上述兩點。
我認為，過去幾年，北京沒有這樣做，而特區政府更因為思想上接受了所謂的「管治聯盟」論，行為上否定全民政府概念，以北京指定的「愛國」定義劃線，變相走上狹隘的黨派壟斷歧途，在所有政治議題上放棄了調停者或球證的角色，曲解了《基本法》中說的「行政主導」，以之為武器打擊某些派、偏幫其他派，以至天下大亂。特區政府本應是社會上最重要的穩定力量，如果參與到衝突的一方去對抗另一方，只能嚴重加劇原來的社會矛盾。此點這幾年來大家有目共睹。
== 走「全民政府」金光大道 ==
我說「管治聯盟」是錯誤概念，是在當今香港而言。在外地民主體制和黨派政治之下，少數派政府上台，必須建立議會裏的大多數、亦即反映選民中的大多數的聯盟，才能有效執政。這種聯盟，理論上有管治合法性 ( mandate )；建構得當，也能補救少數派政府在議會中的弱勢。可是，今天政府在香港搞的「管治聯盟」，並不是根據民主選舉結果組成的，聯盟後面並沒有大多數選民支持，因此沒有存在的合法性，是走後門的聯盟，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在「廿三條」一役，更正正因為失道寡助，在實踐上也破了產。
「管治聯盟」另一個自然出現的舞台，就是一些並沒有真正管治合法性的時空，例如殖民時代的香港，但那只能是政治分贓的美麗幌子而已。回歸之後，北京和特區政府棄《基本法》指出的全民政府金光大道不走，而回頭走港英時代慣用的「管治聯盟」老路，不是誤入歧途是什麽？「管治聯盟」這個狹隘概念，在回歸八年後的香港，已經充分暴露出它的危害性、反動性和機會主義實質，香港大多數市民不再接受，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都必須予以深刻批判並積極揚棄。
== 不要搞兩套《基本法》 ==
我習慣表裏如一，在中央政策組的內部討論裏，也多番強調特區政府應該放棄派性，走全民政府的路，一切回歸《基本法》，更不要檯面一本《基本法》，講法治，枱底下面還有另外一本《小基本法》，講鬥爭，那樣會失信於民，造成不穩局面，不利管治。可惜這些話不中聽，當權派反說我書生氣，最後大概還懷疑我有什麽不可告人的背景或目的。
十七之五：全民政府不搞鬥爭 正統左派晉身主流（2005-06-16）
搞劃線、講鬥爭，是共產黨接近一百年來養成的習慣思維模式，在革命年代很有用，毛澤東更曾總結說，中共革命勝利靠三件法寶：黨的領導、統一戰線、武裝力量。革命勝利之後，本應是搞建設的年代，但共產黨卻一次又一次挑起領導人之間、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繼而鬥爭之，結果是一連串民族慘劇。近幾年國內公開批鬥相對減少，卻不忘在香港推動批港英餘孽、批民主派、批傳媒、批遊行亂港反中……，但香港並未因此進步興旺起來，反而是愈鬥愈遭糕，連自己陣營也並不好過。
也許三件法寶有的在香港並不適用。黨的領導，層次太高，我無從置喙；同是信仰，我也不想以我自己的民主信仰去批駁別人的專制信仰。武裝力量，我估計共產黨在香港絕無必要動用。統一戰線，簡稱「統戰」，則是共產黨每天都還在香港應用的一件法寶。但我認為在香港搞統一戰線是大錯特錯，因為它背後的鬥爭思維與《基本法》中的全民政府觀念，以及《基本法》賴以生存的法治觀念格格不入。
== 統戰鬥爭不符香港精神 ==
不少香港人不清楚統戰是什麽，被統戰的對象很多更是飄飄然，我也有好幾個這樣片面感覺良好的朋友。所謂統戰，首先是把人群按立場分為前進、中間、落後、頑固和敵對幾大類，之後便依靠前進分子，團結中間派，分化落後的，打擊頑固的，最後瓦解或消滅敵對的。所謂敵人，有階段性，是個「移動目標」；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是日本軍國主義；抗戰勝利之後是曾經一起合作抗日的國民黨；解放後不久是「曾經是同路人」的「右派」知識分子；文革時期是黨內大小「修正主義者」、「走資派」；改革開放時期是清除精神污染不力、鎮壓鬧事學生不力的部分領導人及其支持者。昨天的前進分子，可以是今天的中間派；今天的中間派，可以是明天的敵人。這樣不斷移形換位，敵人都陸續鬥垮了怎麽辦？那麽，就要想辦法「設置對立面」。團結一些人，是為了對另外一些人鬥爭；鬥爭是高於一切的永恆需要。這就是統戰。
共產黨人的哲學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這是革命的哲學；統戰是一種革命手段。脫離了它，一個共產黨人幾乎不會思考、不能行動。這一切都是共產黨人在革命時期的可貴處和成功秘訣；可是，用在回歸後的香港並不適合，而且殺傷力太大。
《基本法》背後的法律觀點是現代的，不定義「敵」、「友」、「我」。在《基本法》範圍內活動、不違反香港法律的人，就是法治之下享有一切合法權益、特區政府有責任無分彼此為之服務的公民。公民之中，一個全民政府不應再用任何另外標準分辨「敵」、「友」、「我」。不應枱面上一本《基本法》，講好聽的法治；枱底下另一本《小基本法》，搞難看的統戰、鬥爭。一旦檯底如此，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信便會削弱乃至蕩然無存。然而，中央和特區政府幾年來確是一直以這種鬥爭哲學、敵友我三分法對待特區公民的，不是在搞法治而是在搞革命。
二○○一年，社會矛盾湧現、衝突升溫，局面開始動蕩。當年的中央政策組有見及此，特別重視強化社會凝聚力，並說服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社會上需要「少一點戾氣、多一點祥和」，希望董先生自己明白、北京有所警惕。結果徒勞無功；第二屆特區政府上場，社會凝聚力小組報告無疾而終，特區部分領導及高官在中央錯誤指引和支持下帶頭將政治矛盾加劇，祥和減少、戾氣增加，香港社會一步一步沉淪。
== 北京在香港極左 ==
回歸初年，也許是特區政府刻意避開政治議題，北京對香港的確表現得知所忍讓，很多香港人和外國人都予以肯定、稱贊，九七時判斷香港「死定了」的一些外國傳媒也公開認錯。但是，我並不如此輕率地樂觀。北京在香港的統戰鬥爭，由始至終未放鬆過，我一早便認為不妥；至○二年秋，我已認定中共在香港犯大錯，並將之定性為路線錯誤，而且是「極左」的路線錯誤。這並不特別奇怪，因為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共所犯一切重大錯誤，無一不是「極左」，在回歸後的香港，哪能例外。
我在中央政策組一次內部會議上一字不差地講出上述判斷，希望特區政府不要緊隨中央犯錯，但也是沒有效果，相反，我感覺政府的統戰意識不斷提高；中央政策組的「聽意見」政治飯局急促增加，結果要在內部分派吃飯的工作，我說我不是搞統戰的材料，當面拒絕，話說得很白，統率此事的同事極不高興，我也沒辦法。
果若中共在香港改轅易轍，放下革命哲學，不以國內「愛國」定義在本地劃線，尊重《基本法》健康實施所需的法治精神，不搞統戰，不搞鬥爭，不搞敵友我分野；特區政府也嚴守全民政府本份，不偏不倚地居中調停市民當中及京、港之間的各類矛盾，那麽我敢說，香港的政治局面將煥然一新。政府和市民的互信會增強，政黨之間更能存異求同，撇開政治意識形態各種政策提議在社會上能有比較理性、深入的實質討論，示威遊行次數和人數都會減少；而最正面、最歷史性的改變，將是香港正統左派地位的全面改善。這話怎說？
== 中共在港作法自殘 ==
回歸八年來，因為北京在香港的鬥爭哲學持續升級、敵我意識高漲，正統左派的形象變不了，在一般人心目中仍然是青面獠牙的怪物；連某愛國商人也曾公開聲明他的「執政四不要」當中包括左派。事實上，回歸至今，正統左派依然悉數被排除在政府權力核心之外，肅靜迴避，以免市民反彈、外商戒心，對「一國兩制」信心動搖；曾德成可說是唯一例外，但他的職位並不牽涉決策或行政權。
這是很不幸的。和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正統左派當中，不少是學問和能力都很高強的人，和一些當時得令的在位者相比，絕不遜色。這些人在文教界、社福界、勞工界、演藝界、商貿界、漁農界……都有；回歸前，他們被港英敵視、被社會輕視，發展機會很有限，才華長期被埋沒；回歸之後，這些人被極左好鬥的中央要求繼續犧牲，他們的才華繼續被埋沒。這些幾十年真正愛國愛黨、有承擔、吃過港英一切政治苦頭的人，至今未能一展抱負、進入政府機構盡其所長，是很不公平的。
我從七十年代初就結識不少正統左派朋友，其中很多都十分值得我尊敬；這些人已屆中、老年，青春和壯志都消磨得差不多了，有些更鬱鬱以終，但今天在台上風光的，卻盡是些在「愛國有獎」時代裡忽然愛起國來、在全無風險之下表表態、喊喊口號的機會主義紅人。作法自殘者，也莫過於中國的共產黨。
十七之六：社會政策倒退 階級矛盾上升（2005-06-18）
繼經濟和政治之後，我要談社會政策。儘管有嚴重錯誤，特區政府政治和經濟政策還很清淅，但社會政策則是模糊之極。董先生歷年來的《施政報告》中有關社會政策部分，都只是零散的政府行為敘述，遠未上升至哲學的層面；社會政策因而未能進入領導層的總體政策思維之中，在其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與之互動。
相比，港英時代的社會政策雖每被論者指為「不含惡意的疏忽」，但其實是疏而不忽；其對青少年的康樂活動、對社會工作、對基層政權建設、對低下階層的居住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的注意，都非特區政府所能及。當然，港英政府這些方面的關注，無一不是與其終極關注、即殖民政權的穩固息息相關，而不是對其管治的人民的利益有更深承擔。
特區政府大概因為香港已經回歸，已無政權穩固的問題，又因為控制與影響其政策大方向的人盡是商界精英，很自然覺得各種社會問題既非致命隱患，亦非自已所處階層切膚之痛（環境污染除外），所以不予重視。舉一重要政策為例，港英推行高地價，造就了一批富人，可是，中下階層居大不易，港英於是又發展大規模公屋、居屋計劃，以緩和其土地政策會引致的大多數人居住環境貧民化。當時，由民間和政府共同主導、實際上仍然是政府主導的房屋委員會，就是用以進行部分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機制。此例顯示港英十分注意社會矛盾、十分小心調和社群和階級衝突，起碼在七十年代起便如此；可以推斷：這根本就是港英殖民統治後期的社會政策中心思想。
與之相反，在九十年代後期，在市民收入差距擴大、大批低教育人士移民來港、最低收入人口絕對貧困化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竟決定收縮房委會，並將主席一職收歸房屋局局長兼任，就顯出它在社會政策一個重要方面的無知、倒退，更在這次政策改變的內部過程中暴露出它是如何受制於一批不惜竭澤而漁的地產商了。
== 不能沒有階級分析 ==
談社會政策，特別是談貧困化、財富分配等問題時，我們當然要倚賴主流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專門科學在這方面的論述和實證研究，但也不能忽略政治經濟學階級分析所能揭示的真相。讀者也許覺得講階級分析，是不是回到馬克思主義了。其實不是的。主流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大學問，只不過不少學經濟的人把視野縮小，把它當成生意經濟學來讀，完全站到資本家一邊看問題而不自知，有些更忘乎所以，差點沒變成「資產階級的乏走狗」。
事實上，幾乎所有最偉大的主流經濟學家，包括自由派的佛利民，都重視階級矛盾、貧困化和收入分布問題，只不過他們都認為，在自由經濟和民主政體的兩大前提之下，階級利益衝突可以透過市場自然調節外加適當的財富再分配政策予以調和（後者例如佛利民倡議的「負入息稅」）；主流經濟學的基石、福利經濟學三大定律的第三律，嚴格揭示和證明了這是可能的。
從阿當斯密起，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早有客觀而清醒的看法：這個階級的成員一般是貪得無厭的，不過，他們最能發展生產力，其利益大致上和社會整體利益一致，因此任何政府都不應以對付、打倒資本家為目的，而僅僅應該設定遊戲規則，讓資本家的謀利行為在有序、透明、公平和受公眾適當監察、法律合理制約之下進行。
特區政府特別是在有關財富和機會分配方面的社會政策，欠缺的就是這些重要而全面的政治經濟學思維，背後的原因，是和九七後香港基本上一面倒受一眾大商家影響和管治這個現實分不開的。
也難怪特區政府欠缺這方面的意識。整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都不再重視這個問題，只因鄧小平說了一句話：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很對，至今亦然；但我們不能忽視如下現實：中國急促變成「世界工廠」，一方是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另一方是全中國的勞動人民，中國政府拼命向全球招商，共產黨變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買辦階級。
== 希望中共不墮落 ==
如果中國經濟自由、政體民主，則我剛才說過，階級利益衝突可以透過市場自然調節外加能反映勞動人民意願和需要的財富和機會再分配政策來化解，達至社會相對穩定。可是，中國這兩個政經條件一個未成熟、一個未具備，階級利益衝突嚴重化的話，還要極力保持穩定，則國家必然走向資產階級高壓專政，即所謂法西斯主義了。
我希望一個以爭取勞動人民利益起家的共產黨不至墮落如此，但從大歷史角度看，這是大有可能的事，擔心並非多餘。中國政府官方數字顯示，全國各地因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示威人數正在增加。
如果中國繼續朝這個方向惡化，影響所及，香港起點儘管不同，也會朝同一方向走，好不到那裏去，因為香港自己也未能從體制上或政策上處理好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矛盾。此點亦非空言。今天，香港大中小企業、管理及其他專業人口不斷北移，中上和中產階級勢將空洞化，中下階層人數相對增加，而很多事例顯視社會流動不如以往暢旺，故兩極分化難免。香港六十年代高度工業化，港英幾乎走向法西斯，後來急搞矛盾調和，暗中關注、化解。特區政府不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連愛國工會也往往為了追隨國內的政治正確，只提貧困化，不敢正視原因，則化解矛盾動力何來？
迷信「明天更好」，一味要求穩定而沒有健全的社會政策，特區政府如何長治久安？
十七之七：鄭維健倡第三部門 董支持（2005-6-20）
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是物質方面的問題；完善的社會政策還必須體現一個政府對人的精神價值的重視、支持和承擔。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我認為，我們既不能寄望港英政府留下來的社會政策有足夠的人文價值，也不能寄厚望於一個還未從馬列毛鄧迷霧中猛回頭並深切反省的北京中央及其在香港的附屬體系中獲得完整的政策提示，特區政府在這方面要有自己的突破。
二千年時，鄭維健領導中央政策組向董先生提出特區政府要在社會上樹立「第三部門」這個概念並強化其功能、支持其發展，可說是突破的起點。能否有這個起點，董先生的態度是關鍵；結果他力排眾議，大力支持，並把「第三部門」這幾個字寫進當年及後來的《施政報告》裏，可見他對香港社會整體還是十分關心，確實值得稱道。
社會科學家所謂的第三部門，指存在於政府和市場之外的全部社會空間。所有民眾自發組織和活動，只要不是由政府管轄、不是受市場利潤原則支配，都屬於這個部門。一些政府官僚部門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一些市場牟利機構不願滿足的需要，第三部門往往能提供比較妥當的應付辦法。這是就消極方面而言。
積極方面，一個現代多元社會的文化、學術、社會和自然環境以至民眾心理素質的不斷提高，既不能靠政府官僚包辦，更不能由市場的利潤機制主導，而主要靠民眾自己通過在第三部門的實踐去成就；在所有這些方面，從古今中外大範圍看，第三部門成績斐然。
== 取經清華 獲益良多 ==
中策組提出重視發展第三部門之初，曾遇各種反對之聲；個別官員認為香港第三部門組織運作經費目前既然大部分由政府提供，擴大和發展第三部門豈非要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不可？然而，這不過是誤解。如何將第三部門發展成一個財政自立的部門，正正是必須徹底解決的社會政策問題之一。
此外，「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幹事邵善波當初也曾對董先生說，「第三部門」是西方政治理論裏頭的東西，並不適合香港。其實，「第三部門」名字也許西化抽象，但所指的社會實體卻一直存在於兩千年來的傳統中國社會和近、現代香港。中策組論及第三部門之初，也注意到當時的朱鎔基總理支持北京清華大學在這方面的理論探索和社會實踐。我曾代表中策組兩度參加內地學者主辦的兩岸三地第三部門學術討論會，第一次在北京清華大學，第二次在蛇口，獲益匪淺，所以並非照搬西方。
讀者會問，「第三部門」，概念而已，政府提與不提，有何分別？其實，當時我們的構思，具有強烈政策內容。如前所述，港英政府在六七年之後，銳意加強社會建設，於是大批受助社會服務和文康體機構出現，原先存在的志工團體也獲得更多補貼。有政府財力支持，當然有好處，但三十多年來，處於「無憂」狀態下，一些機構變得臃腫、官僚，漸漸滿足不了民間不斷出現的新需要。這一點，連政府自己也察覺到，所以才有近年社福界財務改革如一筆過撥款等。
但要真正發揮這些機構的全部積極性，片面改革並不足夠。如果說政府不宜介入市場，同理也不應介入第三部門、以資助來操控這些團體的運作。換句話說，政府應該停止扮演這些團體的「乳母」角色，特別是當社會已經意識到第三部門的工作遠遠不只提供社會服務，還有更豐富、更積極的內容之時。這當然不是說應減少投入第三部門的資源總額，而是要改變其投入途徑，讓社會資源更有效益地不經政府而能直達第三部門組織和用家手中。
此外，由於第三部門不靠利潤去量度效益和汰弱留強，如何令其中所有機構的運作充滿活力、令支持者和受益者都得到最大滿足，很視乎整個部門的體制設計是否完備恰當。在這些方面，可做的工作實在很多。
== 一個改革構思 ==
二○○一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以及其他現存中介基金，正可為這些更大更深遠目的服務。設想基金由政府、市場、第三部門代表組成獨立三邊委員會管理；政府只對基金作前期投資，接着着手設計公司溢利稅和個人入息稅制中的誘因安排，把相當於目前向第三部門發放資金總數的稅收，變成企業和個人的「代稅捐獻」進入這個基金，由基金負責發放並考核各團體資金運用效益和工作表現。如此，政府便可從目前角色淡出，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當基金累積並整理好詳盡的團體工作性質和效益資料之後，扼要提供給社會，讓企業和私人根據自己的喜好，圈定代稅捐獻目的團體或活動種類；這樣，愈來愈多的社會資源便可直達第三部門組織，不必通過政府，從而增加效益。上述只是一個簡略的構思，部分來自現有稅法、本地業界意見和一些世界各國先進經驗，還不一定是最完善的。
我不是搞社會學或政治科學的，第三部門研究非我所長；鄭維健把研究任務交給我，我只好硬着頭皮接，後來在多位社會人士、專家、學者、公務員同事幫助下完成了兩個大型的初步研究，總算是開了一個頭。
第二屆特區政府運作不久，一位應用社會科學學者加入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工作，我覺得正好值此機會讓賢，免除濫竽充數之苦，於是便向這位新同事提議，由他接手有關第三部門的研究，不料他推卻了，說他是來做民意調查、問卷設計的。他既志不在此，我於是只好繼續負起這一件我很喜歡、很重視、很投入，但並不十分在行的工作，只不過沒多久便被迫放下離職。此前，鄭維健亦於二○○一年底離開政府。本來在政府內支持、推動和研究第三部門改革的幾個人相繼離去，往後特區政府對第三部門的態度便很大程度要看社會人士如何繼續爭取了。
十七之八：推行「問責制」的背後（2005-6-21）
很多人認為，「八萬五」是董先生的最大政策錯誤，我不同意。「八萬五」政策產生之時，有很強很清楚的理由，儘管不一定人人信服；其實我自己就是反對者之一。當時我還在《信報》工作，政策一曝光，我便寫了題為「勿在樓市搞指令經濟」的社論，指出其危險所在，結果都不幸言中。
也許有不少人因為其後樓市崩潰而受損，進而怪罪董先生，但我認為罪狀由於主觀情緒誇大了；九七年樓價和所有其他本地資產價已在一片「明天更好」的政治頌歌中升上超泡沫水平，狂瀉只是遲早的事，「八萬五」頂多不過將之提前而已。而且，要停止犯這個錯誤，還比較容易，發一道命令便是；後來的做法，雖未免貽笑大方，但大家知道那主要是林瑞麟的錯，而且到底是小事而已，本身無大影響。
董先生治下最大失誤，我認為是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這個體制改革，出發點模糊，理據貧乏，設計邏輯混亂；幾年來特區政府管治效益每況愈下，主要官員各自為政，最後連胡錦濤主席也看不過眼，一切和這個新體制有很直接而深刻的關係，只不過這個失誤，對一般市民而言，並無切膚之痛，因而低估其遺害。
問責制出台的原因，眾說紛紜。據我自己當時觀察，有三個因素同時出現：（一）一般較保守的公務員局長和董先生的要求之間差距太大；（二）「短樁事件」引發的官員問責問題需要回應；（三）北京在後陳方安生時期認為政務司司長的角色和權限需重訂。要解決（一）和（二），完全不必一定要有後來的問責制；所以我認為（三）才是關鍵，其他只是陪襯。我估計，當時北京已在陳方安生問題上得出結論：不單只陳要下台，體制上還要把統領整個公務員系統包括政策局局長級公務員的權力清楚地從政務司司長手上取過來，明確置於行政長官之下。
== 三個因素 一個關鍵 ==
前文提到，董先生要大有為，但他接管的，卻是一個以「少為」、「無為」為哲學的政府，一個並不是以設計和執行各種介入性政策為能事的公務員系統。這個矛盾，具體表現為董先生很倚靠當時各政策局以外的機構和個人向他提供新思維。這可從第一屆特區政府時期中央政策組替行政長官起草施政報告時的角色中看出。正常情況下，中策組在執行這個任務時是「被動」的，即各政策局向行政長官提出政策建議，經他同意或根據他的意見修改後，傳達至中策組以適當方式寫進施政報告。可是，在開始的幾年裏，董先生總是不滿意各政策局的提議，認為思維不夠大膽，或者方案不夠創新；因此，中央政策組在起草過程中，常常要繞過政策局、自己動腦筋或者找「外援」去創設一些政策提議給董先生，由他和有關局長斟酌，然後寫進施政報告草稿中去。這個做法是有問題的。
中策組編制很小，能夠向政府高層獨立撰寫政策提議的人，屈指可數；任憑每個人都是三頭六臂，也不能包辦各個政策局的工作，且不說這樣做會引致中策組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心病、衝突。然而，更重要的是，這樣做勢必減弱中策組對各政策局提議作反思、批駁的原來體制功能。這兩點，當時鄭維健、曾德成、白景崇和我都很清楚，而且都認為很有問題，也不止一次向董先生提出過，董先生也顯然希望盡快解決，但我不認為他想用後來那種面貌的「問責制」去解決他找「心水人」的問題，那是割雞用牛刀。
當時，董先生如果要任命一些他認為有魄力、有遠見、和他同心同德的社會人士擔任司、局長，取代公務員系統一向以來擁有的政策制定權，權限上完全沒有問題，梁愛詩和梁錦松的任命已經說明這點，只不過如果一時之間要委任多位外界人士任司、局長，要開位安置退下來的Ｄ８公務員就不太容易。最自然的解決辦法就是忍耐一點，等待一些公務員局長退休或「鼓勵」他們提早退休，水到渠成；但董先生求才若渴，不想等那麼久。剛巧當時出了「短樁事件」，政府正好可以用承諾某種「問責」為條件，向立法會換取足夠位置安排一部分即時退下火線的公務員局長。
但我們不難看出，就算董先生要進行這個交易，也不必大動干戈作出後來那樣重大的體制改動。例如，可以修例讓Ｄ６或以上不稱職或犯錯的個別高級公務員降級，以這種「問責」方式向立法會換取某個數目的彈性Ｄ５—Ｄ７降級備用位和Ｄ８安置位，使用時可任意依附在任何人手不足的部門；這樣，立法會大概也會同意，即解決了（一）和（二）。事實上，問責制成立之後，董先生一時間也不見得能委任很多位外人，隨心所欲地用人的目的並沒有完全達到，原因很複雜；而梁錦松「買車事件」發生，董先生對他姑息，更讓大家看清楚他根本不喜歡這種問責，而新體制事實上亦沒有引入很強的問責元素，立法會於此事無甚得 。這些我事前都預估到，因此當時就推斷推行問責制的主因是（三），即政務司司長的角色和權限問題。
== 「廢宰相」非董手筆 ==
新制引入的最大改動，一就是取消了以往政務司司長和各政策局局長之間的上下級、領導與從屬的關係，以便將所有政策制定權直接置於行政長官的控制之下，二就是將統領公務員系統的權力從政務司司長手中取過來，交到直接由行政長官任免、本身不再是公務員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手上。二者相加，即是「廢宰相」，是讓皇帝向宰相奪權；從此，政務司司長雖名稱不改，卻失去統理制訂政策的實權，也不再是公務員之首。「問責制」的其他改動，枝節而已。
董先生從來不是一個精於權謀的人（此點另文分析），這種體制大動作不可能是他的主意，況且他根本不喜歡部長制，鍾士元多次向他提議，他也不接受。當時負責起草方案的有關局長是孫明揚，以曾蔭權當時仍大權在握，孫不可能作出不利於曾的提議而可以通過。曾也許可以接受後來的變制建議，但不大可能主動「自殘」。剩下最大可能就是，此乃中央手筆。到底是什麼事情促使中央突然改變對陳方安生的態度，繼而還決定要「廢宰相」呢？這一番手術，又對香港的管治、對公務員系統，有什麼影響呢？
十七之九：陳方安生事件中央因人廢制（2005-6-22）
九七過渡安排之一，是全體公務員基本上留任，特別包括當時已被西方傳媒譽為「香港良心」的布政司陳方安生。中央不可能對港英留下來的公務員不懷戒心；如此寬容的安排，足見其對平穩過渡之期望殷切。
陳與中央關係的轉捩點，我認為是九九年底「法輪功」事件。澳門回歸大典之日，江澤民在澳門遇上法輪功示威，澳門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及時阻止；其後江在澳門公開講話，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捍衞國家安全」。當時陳方安生仍是政務司司長，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法輪功在香港既是合法組織，其一切活動，如不違反香港法律，都在許可之列。這就構成陳的「死罪」。
== 法治與法輪 ==
須知當今之世，有膽公開罵中共的，唯獨李登輝和法輪功；就算強悍如美國總統布殊，也因為要反恐和對付北韓核武化，對北京必恭必敬；其他想和中國多做點生意的歐盟諸國，就更不用說。故中共視法輪功如眼中釘，是自然不過。再者，中共要抵擋人民當中的民主自由思潮，還比較容易，把一些活躍分子關起來、趕出去，就大致上解決了，因為民主自由都是西方概念，在中國人心中並沒有很多自然土壤；但法輪功不同，合宗教意識、精神修煉和養生之道於一爐，所用語言和行事方式，完全是中國傳統俗文化裏頭根深蒂固的東西，所以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很大，而且不僅僅限於知識水平較低的階層。
更嚴重的是，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一役，顯示出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性，挑戰了中國共產黨的無上權威及其對所有信仰和組織的絕對壟斷；太歲頭上動土，這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北京對香港法治的理解和尊重有個限度，法輪功既觸動到其統治根基而香港特區政府竟對之無動於衷，它於是不可能再讓陳方安生掌握實權。況且，陳既在如此大政治問題上與中央不一致，不及早削弱她及她的同情者在政府內的實力，如何可以在第二屆特區政府治下順利通過「廿三條」立法，以及應付對中央來說更棘手的政改問題呢？
中央不會簡單認為陳方安生問題是個人問題。港英時代的傳統，布政司是公務員之首，其他所有司級官員，都是其下屬。布政司對最高級公務員的升遷決定有幾乎絕對的影響力，港督除非有強烈不同意見，否則會接受布政司的意見。可是，《基本法》明說，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最高統領。
自從接近權力中心的商、政人士中傳出董、陳不咬弦、公務員消極抵制特首之說後，「公務員到底由誰統領」這個問題的出現，無可避免。當時，我也從我的左派朋友圈子中得知這個問題對他們也是如芒刺在背；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北京委任的行政長官永遠不能如意稱心地管治香港。
這種想法，我估計是和中央的心意一脈相承的。一次重大的權力轉移、角色調整正在醞釀中；陳如果不接受這個轉變，下堂求去，即使出現一時震盪，中央也在所不惜了。事情的發展的確如此。
== 時不我與 蔭權讓權 ==
在○二年春天一位銀行界朋友家中的飯局上，我剛巧與曾蔭權並坐；當時他已繼任政務司司長之職。席間他問大家對「問責制」設計有何看法，我對他說，從中央的觀點看，重要的是解決政務司司長的權限和角式、特別是誰是公務員之首這個問題，至於官員問責，其實次要。他聽了，似乎覺得很困惑，低頭沉思片刻，然後說：「Yes,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幾個月後，他果然要把統領公務員的大權拱手讓出。
跟着，我要分析問責制廢了「宰相」，帶來一些什麽不利管治的後果。
我用「宰相」一辭，並非一般兒戲。特區行政長官受命於「天」，與當時政務司司長的關係，正和中國古代的皇帝和宰相之間的關係一樣。中國古代的宰相，論權力，可達現代議會制國家的首相；論身份，則接近這些國家裏的「公務員之首」。在加拿大，聯邦首相內閣秘書是一位公務員，而且就是聯邦政府公務員之首；在英國傳統裏，財政部常任秘書就是英國國家公務員之首，惟其權力和影響只及內政，因為英國的外交部有自己獨立的公務員系統。這兩個國家裏的高級公務員，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戲份比較重，常常對政策給出有分量意見並負責政策協調；有這種戲份，傳統中的「公務員之首」這個名銜就有其實質份量而非可有可無。
在中國，漢朝時已有清楚的君權與相權劃分，亦即是王室權與政府權的劃分；宰相就是政府領袖，權力可以很大，更當有「虛君」的實況出現時，宰相可以決定政策大方向，皇帝點頭，便可拍板推行，地位超越上述西方國家的公務員之首而庶幾兼具首相的職權。
唐初有「貞觀之治」，相權登峰造極，傳為千秋佳話。此後君權逐步加強，不少皇帝把大權交給宰相之後又時常動腦筋去削他的權，效果通常不好。（詳見余英時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第四章「『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毛澤東得天下，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即表現為黨與政府、黨主席與國務院總理之間的關係，故君權自漢以來逐步加強之勢至今不改。港英時代的布政司，地位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宰相。「問責制」廢掉的，就是這個意義上的宰相或政務司司長。九七回歸，香港內部的政治又怎能自外於兩千年的中國歷史大趨勢？
== 「宰相」的現實意義 ==
中國古代宰相之重要性，可從三方面來看。
其一，是制衡君權。從體制歷史看，正正是因為明太袓因小事殺了宰相胡維庸，更破天荒索性一舉永久廢去宰相之位，中國便朝着君主專制壞方向加速發展，到清朝登峰造極。
其二，是補皇帝能力之不足。古代帝王得天下，除傳說中的禪讓外，主要是靠世襲、宮廷政變、武力奪權，他們大都沒有很多管治經驗，所以需要一位學識和行政歷練都豐富的宰相統理大小政事。朱元璋有點例外，他出身寒微，卻在從草根上升到皇帝的過程中累積了比較完整的領導經驗，加上精力過人，而且才四十歲便成就了開國大業，因此雖然廢了宰相，集王權與政府權於一身，大致上還可以應付得來，但後來大部分的明朝皇帝能力遠不如他，結果晚明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之一。
其三，是以其識見和能力替皇帝服眾。中國傳統官僚，都是科舉出身的讀書人而兼有長年的行政經驗，不容易看得起靠武裝奪權、篡位或者世襲得天下的皇帝，如果皇帝能夠委任他們當中出類拔萃德才兼備者去統領政府，負起大部分實質權力，則一眾官僚容易歸心，有利施政。
讀者想一想便知道，這三點，就算是在九七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也有具體而深刻的意義。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云：「有明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歷史殷鑒不遠，且自有其因果律。
十七之十：政務群龍無首 吏治精神崩析（2005-06-23）
我用「宰相」一辭指一個制訂政策戲份很重的公務員之首，和議會制中的首相不同；港英時代的布政司和第一屆特區政府的政務司司長都是這個意義的宰相。「問責制」廢了宰相，錯了麼？ 為什麽某些現代國家也沒有一個如宰相一樣的職位呢？
我們拿美國做例子。美國總統是絕對不管公務員的；他是武裝力量之首，但不是公務員之首。憲法規定，內閣官員當中，國務卿的地位最高，但也只不過是平輩排首（first among equals），而且只管外交，國內事務不沾邊，自然管不了其他部長，又因為是政治任命的，更不是什麽公務員之首。至於內閣秘書，也是政治任命的，而且地位較低，和前述加拿大總理內閣秘書乃公務員之首完全不同。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美國公務員的戲份很輕；提供政策大方向和主要內容的，是黨派色彩濃厚的智庫人士和意識形態與總統相近的學術權威；每位美國總統可委任約四千名政治任命官員，當中就有不少這類人物。智庫和學者的政策研究和提議林林總總，很多時在總統還未上台前就已做妥備用，上台之後，真是手到拿來，十分便捷；因此，公務員很多時只是做一些可行性研究、反饋分析和進行微調而已。
美國高、中級公務員雖然一般學歷相當高，不少有碩士、博士學位，專業能力較強，但不算是社會精英，政治上嚴守中立；管好公務員，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只是一個人事和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因此不需要一個身負相當權力分量的「公務員之首」來統領。再者，美國是「三權分立」最清楚明顯的國家之一，總統權大卻不能專政；例如布殊要推銷他的社會保障改革，對國民費盡唇舌而至今不得要領。一般總統的能力和識見，不比同輩官員差；經民主選舉取得職位，更有不可比擬的權威和合法性。因此，前文所述中國古代宰相三作用，於中國沒有針對性；政治分工的進化歷程不同，美國沒有一個地位如宰相的官，一樣行得通。
== 廢宰相忽視體制邏輯 ==
我們知道，香港有關條件和美國很不一樣，民間智庫和學院政策研究一直不發達，因此港英時代司級公務員制定政策戲份很重，甚至比英國更重，因為英國有一個民選的首相和其他政治任命的官員決定政策，而香港總督是從英國空降的，不能不在更大程度上倚重公務員。
過渡之後，行政長官雖然是本地人，但如非公務員出身，又沒有長期參與政治活動及協助制定政策的經驗，情況就和過渡前差不多，更和中國古代的皇帝近似，因此香港需要一個有「宰相」職權和能力的人物。中央因陳方安生而廢制，既漠視中國古代傳統政治智慧和經驗，又未能了解現代各國政制設計背後的條件和邏輯，更沒有看清楚香港管治體制的實況或做好準備工夫便匆匆行事，實在過分急躁、草率。
廢了「宰相」之後的特區政府，遇到什麽具體問題呢？
第二屆特區政府運作之初，主要官員給人的印象是缺乏默契和協調，遇有重大事件時，口徑和態度不一；政府辯稱這些官員在新位置上「磨合」需時，市民姑且接納這個解釋，耐心等待。稍後，董先生政治上一再觸礁，失去民眾支持，主要官員之間貌合神離，各自為政。後來進一步傳出董先生失人主之勢，個別主要官員更馬上有意無意之間公開互相抬槓。從體制角度看，政務司司長失去權力是引發上述現象的深層原因。我舉重要實例進一步說明。
== 調協政策之權被削 ==
港英時代的傳統，布政司是公務員之首，無論是精神上還是體制上亦然；後者從高級公務員等級制便可看出：大家都是首長（Ｄ）級，但布政司是Ｄ10，財政司是Ｄ９，其餘的司是Ｄ８，副司大多是Ｄ６或Ｄ４，從某一級到高一級是一種升遷；在同一單位內，不同級之間是上、下級關係，待遇差別還是次要。大家知道，當時的政策協調是在有關的司組成的各個「政策小組」（Policy Groups）中進行，財經有關的由財政司任主席，其他所有的方面，由布政司統率。在這些組裏，主席和組員之間是上、下級關係；如有需要，布政司可以Ｄ10之尊，向其他有關的Ｄ８發號施令、最終達至政策協調。
「問責制」實施之後，情況大變，所有司、局長都是行政長官獨立任命的，政務司司長在政策小組裏矮化了，相對其他局長組員，他只是平輩排首，再沒有上、下級關係。再者，在回歸之前，個別司提出的政策草案，先送布政司辦公室，然後再呈港督及行政局。然而，早在第一屆特區政府時期，董先生已開了局長直接和他討論並向他提出政策建議的先例，而且逐漸變成常規，在第二屆特區政府時期更變為理所當然。上述兩點對政策協調有決定性影響。政務司司長被矮化、架空，如何再在政策小組裏號令各據一方的諸侯？廢了宰相，各自為政演變出勾心鬥角，很難看，皇帝管不了，終於還是勞駕太上皇來「平亂」。問責制出台之前，我覺得體制改動結果大有問題，於是通過鄭維健向高層指出，但終歸不得要領。體制邏輯思維敵不過政治權宜故也。
== 吏治精神力量瓦解 ==
上述問責制的影響，乃就最高層官員而言；對整個公務員系統，問責制也是一個大打擊。在新制之下，公務員失去了政策主導權；更由於政務司司長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都不再是公務員一分子，餘下的公務員失去了傳統組織上、精神上的領導和庇護，士氣也就大受打擊。這是一個客觀的管治問題，只是罵他們消極抵制、骨子裏政治不中立，不僅武斷，也絕對無補於事。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論中國吏治傳統時指出，「吏」的工作是執行「官」決定的政策，此等工作很多時是繁複而沉悶的，但對政策成敗，卻起着決定作用；良好的吏治背後，必有一種「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一旦削弱或消失，吏治必然潰敗（見錢穆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先生說的「精神力量」，大約就是香港人慣說的「使命感」。一位高級公務員嘗告訴我：「過渡之後幾年，ＡＯ當中，較年長的一輩，使命感日益受挫衰退，而年輕的一輩，使命感卻不能好好建立，大多數很犬儒。ＥＯ亦僅靠慣性來維持政府的日常運作。」
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公務員系統中的精神力量忽然被打破，新的精神力量無從建立、亦沒有人關心或者懂得去建立。不懂歷史、不尊重歷史，其害也甚。中央在香港回歸過渡期間為要穩住局面而保留的公務員體制，經過零二年的草率改革，其「形」不保，其「神」亦失，絕非換一、兩個領導人便可復元。出現這種局面，大概亦非中央本來所想見。
十七之十一：九七有先見 愛國有盲點（2005-06-24）
我估計，歷史對董先生的個人評價，會比他的政績正面得多。政績好不好，要看主、客觀兩方面因素，而後者在過渡前後的香港來說，負面的很多，給施政帶來極大困難，不能都算到董先生頭上。一些董先生的前度大力支持者，一直以來或是胡說八道、給他不少錯誤意見，或是投其所好、助長了他自身的錯誤傾向，都替他種下管治危機，但到後來他的執政出現困難，有的「側側膊」，好像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有的一沉百踩，把一切責任歸到董先生身上，好像自己絲毫錯都沒有，一轉臉就變，真是悲劇。
我寫這兩篇文章評論董先生的一些優點和比較嚴重的缺失，既不從「倒董」立場出發，亦盡量避免掉進「成王敗寇」機會主義觀點，不會很討好，但如果讀者看了，覺得有一、兩點意外得着，我也就不枉費了功夫。
== 九七前景假好真壞 ==
我是少數在九六年在政、經兩方面都看淡前景的人。九六至九八年間，美國智庫ＣＳＩＳ（策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邀請我和另外幾位本地學者和傳媒人每月在其刊物及網頁上撰寫分析香港的文章，我是最負面的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鄒至莊在九七年初預測回歸之後恒指將過二萬點並長期看好，我對科大的前同事說那是天方夜譚。當時有草根政客要求動用龐大政府儲備發展福利，我在《信報》寫社論表示反對，指出豐年開倉是錯的，往後香港經濟會有一段很長的下坡路。我的看法不叫座，所以當年的「明天更好基金」多次組團往海外唱好，邀請不少教授和傳媒人幫腔，我一直榜上無名。
當時全民皆「炒」，至九七有北京領唱的政治沖喜而達高峰，之後如何，大家知道。後來董先生問我，經濟要在低谷徘徊多久、通縮要持續到幾時，我說前後要十年。我過分悲觀了一點，但那是因為到了第七個年頭，香港的政經形勢迫使北京出了一招 deus ex machina （上帝強行介入打救），給了自由行、ＣＥＰＡ等，乃我始料所不及。
我講這些，非為自誇，而是要說明香港當時的經濟形勢，看似好得很，其實糟得很，市場完全失衡，如坐在火山口。
== 居安思危 董夠眼光 ==
董先生其實是看到這些隱患的，他在九六、九七年的公開文件上不斷強調要「居安思危」、在不那麽公開的場合裏更屢屢表現出對一些大問題憂心如焚，看法大致上和我一致。他十分不喜歡別人公開「唱衰」香港，其實正好反映出他的不安、恐懼；無奈他是船長，風暴當前，他要鎮定、樂觀，也要求船上的人不出言亂眾，那怕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只不過，我在政治上一樣悲觀，而董先生在這方面似無所覺；中央政策組中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成員在二千年已開始提醒他要研究、面對民主和政改等問題，他充耳不聞，到危機浮現、問題四方八面襲來的時候，他才病急亂投藥。在大事情上，董先生既非完全清醒，亦不完全「懵懂」，他的不清醒處已足夠致命，論者實在不必故意偏頗。
論識見和幹勁，董先生可以把任何一位高官比下去；找對了門路，他有足夠智慧把難題弄懂。他態度誠懇，有一種很強的近距離親和力，很少人和他交談過而不被他吸引，特別是當他向你提出問題，請你幫手解決的時候。但董先生有認識上和性格上的缺陷，令他的長處未能繼續發揮，結果達不到當香港這個現代化大城市領導人的要求。我且指出下面幾點。
== 對知識既重視又短視 ==
第一點，董先生很重視知識，但他不知道怎樣正確地重視。香港的資產價格泡沫爆破之後，是他首先在政府領導層中提出「知識經濟」這個概念的。他不僅提出，並且十分關注知識經濟到底能否帶來比較公平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他後來對教育特別關心，甚至曾經一反二十多年來的潮流、提出教育中的「新精英主義」，就是着眼知識經濟裏頭的財富分配、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問題，態度正確，用心良苦，和一些以為炒炒地皮就可發展經濟的專家、打着發展知識經濟高科技等招牌招搖撞騙找着數的商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但另一方面，他對知識和知識人的看法有嚴重片面性和錯誤。前文提到，他對待知識人的態度，就是「意見要聽聽，但不能相信」。在他的內閣即行政會議裏，沒有一位學者。這個矛盾如何解釋？我的判斷是，董先生對知識的重視，止於一種短線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意識：凡是能夠多、快、好、省地替香港創造有形財富的知識，就是值得重視的，而這些知識，不外工程、商管；到發覺「創意」才能賺更多錢，便又重視創意。
他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的重視不足，不明白這些學科裏頭的知識，是建立一個優質合理的社會不能或缺，因而是一個處於領導位置上的人所必須重視、體會、掌握的。他意識到，一方面香港經濟高度發展，另方面大多數人精神和物質生活內容低劣匱乏，但是不意識到二者之間的矛盾並不是光靠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甚或更多文化硬件投資可以解決。
他在社會發展方面的認識，未脫庸俗的唯物論窠臼。他也不意識到，知識不僅可以告訴你什麽事可以做和怎樣做，更可以告訴你什麽事不可以做、沒條件做、不可以這樣或那樣做。他是一個唯意志論者，主觀決定要做一件事之後，會找知識來幫忙，如果知識告訴他不能做，他的意志便戰勝知識而一意孤行；他的「多中心論」，便反映了這個心理傾向。
但是，也不能說董先生盲動。他在決定做一件大事、搞一個大計劃之前，總是會找很多人問意見、給資料，對象包括中外人士，他自己也會到處參觀訪問；但他找到的只是一大堆零碎資訊，或者是一些個別商家的偏見，且不說有些偏見很可能是帶有私心的蓄意導引。他欠缺的，正正是學術才能賦予的系統思維、公允立論和嚴格驗證；這些，他滿足於交給一些善於揣度他心意的顧問和顧問公司，以及一些往往能夠保證和他意見很一致的學界人。董先生自己是不看書的；這點，他比美國總統布殊差。
== 以君子心度小人腹 ==
第二點，董先生愛國，但迹近盲目。他早就知道我的政治觀點，也容得下我，但總不免多次語重心長引導我愛國愛黨，說：「乙錚，你要多回內地看看啊，袓國發展一日千里，方向對頭，尤其是上海……」我的愛國心（如果還有一點點的話）比較複雜，看內地的發展也比較複雜，那是我自己的經歷使然。董先生既是我的上級，年紀又比我大，我不好和他在這類問題上議論太多，每次他這樣跟我說話，我只好支吾以對。我想，總有一天，他會想得複雜一點。
我沒有錯。有一陣子，他每從內地各地開會或參觀學習完回來，見到我或其他同事，總是對某個他遇上的地方或部門黨政領導由衷地讚不絕口：Ａ真是精明能幹；Ｂ真是有魄力有學識；Ｃ真可說是國內新一代領導人的典範……中國的前途就在他們身上看出……。剛巧就是那一陣子後不久，那些Ａ、Ｂ、Ｃ等竟相繼發生政經事故，一個一個倒台。董先生看在心裏，大概也從此知道天下事一般比較複雜；以後也就少聽到他稱讚什麽領導人了。董先生總是以君子之心，度很多小人之腹，遂以為「六億神州盡舜堯」。不過，此事之後，我倒有點替他難過；我還記得我自己當年開始懂得這種世事複雜時的感覺。
十七之十二：心清純不沾韓申 事微管未諳儒道（2005-06-25）
人走茶涼。在什麽都快的香港，領導人也很快被遺忘；彭督如此，董先生也難免，我寫這兩篇評論他的文章，希望還不太遲。前文論董先生的一些經濟遠見、一些政治盲點；今天再談他的性格上的一些優點和缺陷。
續前文，此為第三點：董先生有很大的權，那是《基本法》給定的，但董先生不知權為何物，更缺乏權力意志和權術意識。權運用不當，力就發揮不出來；對術無知，就免不了要受損害。回歸大典的晚宴上，我旁邊坐的一位賓客跟我說：「我和董先生握過手，他人大手板細，恐怕管不了下屬掌不了權。」我本來覺得這位先生頗有點英國紳士風度，忽然來一句中國迷信，只道他是多喝了幾杯，於是笑而不答，況且我當時未進政府，沒和董先生打過多少交道，無從置喙。
幾年之後，董先生那種不懂用權、不諳權術的厚道個性果然表露無違。比方說，他的政敵指摘他好「護短」，其實他只不過覺得，下屬為他工作時招惹是非，他非站出來保護他們不可，這不僅是因為不能便宜了政敵，對他來說更是一個個人道義問題。他不意識到，為了保護犯錯太明顯而遭公眾非議的下屬，他直接損失個人威信，連帶也損失管治威信，受影響的是大局。他也不明白，由他政治任命的下屬有責任保護他，而不是相反地屢屢犯錯要由他去保護。他這樣的性格，不僅不能引導他的下屬少犯錯，還可以被一些人有意無意之間利用。
== 鄭嘆董人太好 ==
大家記得當他成功連任、第一屆任期之末的時候，什麽人會當局長進入行政會議的猜謎遊戲，正在坊間傳得如火如荼。我對當時已離職的鄭維健說：董先生不宜委任可能有意問鼎第三屆行政長官職位的人當局長，否則行政會議將變為少數人的政治角力場，董先生管不了，絕非香港之福；就算萬一班底已定，董先生也得有個因應之道。鄭說他不以為然，但認為如果我有這個擔心，應該寫分析文章給董先生看。其實我猜鄭也有這個擔心，只不過一來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二來他估計我既提出來了，一定做好了「功課」，由我進言比較踏實。我於是寫了文章，當是朋友的忠告由鄭親手轉交董先生；董先生看了覺得很對，只不過後來沒魄力實行。
我跟鄭說：馬契阿維里在《帝王術》中論為君者掌權之術有五、六條，董先生似一無所知。鄭搖頭嘆息：「董先生人太好。」術這個東西確實很危險，中國古代法家的代表作《韓非子》論君王須掌握法、勢、術，雖可辯說是一種中性的工具論，但書中對術的分析淋漓盡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完全漠視、違反人性，為後世真儒所不齒。儘管如此，明白一些術，起碼有助自保。
董先生不沾韓、申的所謂「君王南面之術」，沒有政治手腕，這是他為人最清純可愛處，但同時也是他身處一個以人治為基礎的政治舞台上時的最大弱點。昧於術者失其身；水至清則無魚，中式政治故也。不過，我敢打賭，香港人若干年之後反會懷念他這種個人品德。
第四，董先生在大方向、大問題上用心不夠勤，在小問題、小措施上卻無微不至，可說是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一位社工界的朋友受邀見過董先生之後，和我談起當時的情形：「他聚精會神聽我們講問題，我們講完了，他拿起一大疊黃色單行紙，問我們有什麽解決問題的『好橋』政府應該去做。我們一邊說，他一邊記；我心裏想：董先生你是不應該花精神去『度橋』的；你給局裏頭講『橋』，哪他們還要做什麽？」
熟悉董先生工作習慣的人，都知道有那些寫得密密麻麻的黃色單行紙，那是董先生大部分心力所在。可是，他在想大方向、大問題時，往往粗枝大葉，拿捏不準，對重要概念的理解未曾深入便要行事。最初董先生要搞知識經濟，理解之為高科技，後來大科學家引導他縮窄為IT，具體竟表現為數碼港；徐立之來了又想包括生物科學，後來大商人又幫助他將之縮窄，結果竟降格為健康飲品工業；朱經武來了又以為可以搞高溫超導；到後來高科技不多提，改為高增值，但又發覺高增值還是要靠發明創造，香港卻沒有多少科學家、發明家，於是再降格為創意工業，強調香港人的小聰明也用得着、小玩意也能賺大錢。概念說說容易，泛泛而談亦無傷大雅，但拿來當政策方向，便要想清楚體系、層次、涵義，到底指的是什麽具體內容，每個環節都要嚴格論證。抽象思維非董先生所長，他理應多花心思，學懂弄通，但他有反智傾向，沒有那樣做，一頭鑽進具體內容而無微不至，大方向卻把持不定。
== 讀點儒學典籍有益 ==
西方現代管理學認為，領導應該做的，是進行高階思考，只要求不脫離實際便好；領導把正確的概念方向清楚定出後，化為具體政策內容的工作，應讓下級接手而自己不過問。布殊雅號傻瓜總統，抽象概念卻拿捏得一點不比克林頓差，什麽慈悲保守主義、生命文化、擁產社會、伊斯蘭民主化……，層出不窮，雖非由他自創，玩弄於掌股之間，猶能游刃有餘；打仗也是，只管開戰決定，具體戰術和戰況絕不過問。
布殊是美國第一位ＭＢＡ總統，在商學院學了領導要着眼大體，不能降格微管；別的也許不成，這點他是學到了手。其實這種認識早見於中國傳統管治理論；兩千多年前的儒學典籍《尚書》皋陶謨篇有言：「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今譯：元首如果瑣碎小事都管，大臣必定無所用心，那麽一切事業也就完蛋了！） 相傳皋陶是帝堯時的古聖人，這句話是他告誡帝舜時講的，董先生也不妨聽聽，可終身受用的。
我在中央政策組工作六年，最後兩年靠邊站，只去見過董先生兩次，他亦只打過一通電話給我交帶事情而已。我認識他，是在頭四年；工作交往不算少，也不能算多，大約平均每着兩次罷，每次幾分鐘到幾小時不等，偶爾也會到他家中或別墅開半天的會。上述就是我在那四年間得到的一些對董先生的印象和觀感，既不全面，也帶有我自己的主觀，識者不一定同意。
十七之十三：中央政策組的一些人和事（2005-6-27）
我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中參加中央政策組的全職顧問工作，於去年七月五日被勒令停職，至九月中約滿、十一月初酬滿，正式終止和特區政府的僱傭關係，但仍須「過冷河」一年並繼續遵守公務員保密條例。
在尊重、遵守法律規範的前提下，我願意在餘下幾篇文章裏寫下我六年中在組內的一些見聞經驗，或可滿足讀者對中策組這個人稱神秘的政府單位的部分求知欲，也好讓大家能從一個側面比較深入了解近年來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政治行為。
中央政策組其實沒什麽神秘，它是一個沒有權力、但可以有影響力的政府單位，負責跨局的政策研究，就其他部門的政策建議進行反思、駁議、提出獨立意見，收集和分析民意，替行政長官撰寫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等等。它規定的服務對象只是三個人：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
事實上，在我任職六年當中的頭四年，中策組主要是服務董先生；其次，政務司司長曾委託中策組做珠三角及人口政策研究，其他局長也偶有「違規」光顧。財政司司長則一直以來有自己的各種顧問委員會，所以除了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後要收集意見，通常不倚靠中策組。
== 三位首顧各有不同 ==
中央政策組有多大的影響力，關鍵在於其首席顧問與行政長官的個人關係。我進組時，首席顧問是公務員的蕭炯柱；蕭思想活躍，時有新意，據說當時董先生很看重他，但他很快就調離，我無從觀察其影響力。接任的鄭維健，與董先生私交甚篤，乃眾所周知；鄭來自商界世家，政經思維有其階級局限性，但個人經歷不盡似一般「二世祖」，他在接管家族生意之前已建立了自己的事業，是美國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的癌病專家。他是工作狂，這方面很合董先生心意；他有相當強的系統抽象思維能力，而且不恥下問，不忌才，人人都是他的一字師，見人頭一句常常是 「 I want to tap your brain 」，所以能夠很快掌握具體政策知識和政治形勢。但是，可能由於他前半生受的是知識界訓練，所以有反智傾向的董先生雖然很敬重他，卻有時本能地抗拒他的意見。
鄭維健於○一年底離任，半年後由劉兆佳接替，因為董先生後來發覺民意「重要」，而劉是著名民調專家。起初，劉不脫學者習性，與董先生不甚咬弦；半年後他改變戲路，遂受重用，但經「七一大遊行」一役，因為對遊行人數預估嚴重偏低，中央很不高興，所以據同事說後來回歸學者本份，除了中午約人吃飯聽意見之外，比較多時間在自己辦公室裏看書。
我進組不久，便發生了「數碼港事件」。政府事前保密，整個計劃以接近既成事實方式曝光。我是從報上得知內容的，社會上反響強烈，前所未有。大家記得，當時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不久，本地股、樓市狂瀉，失業率攀升，香港經濟無法翻身；忽然美國股市傳來高科技、ＩＴ、dot.com 概念熱潮，對特區政府領導來說，這個熱潮猶如一根救命草，擁抱還來不及，確實難以忍受來自各方對數碼港計劃的質疑、反對，於是很快陷入概念上的混淆、計劃審批上的一廂情願，最終負上「利益輸送」的惡名。
== 大商賈粗言罵數碼港 ==
「數碼港計劃」一曝光，我便參考世界各地多個政府對高新科技扶助政策，了解香港政府以往批地規矩，又在本地業界重要人士當中收集意見；最後，我向董先生指出：（一）數碼港一部分是住宅地產項目，另一部分是特殊用途（ＩＴ）地產項目，因此整體上仍然是地產項目，本身不含多少高科技，不應標籤為高科技項目而獲得重大政策優惠或特別寬鬆處理；（二）所用土地審批方式不尋常（那時我不知道前有鍾逸傑批愉景灣地的秘聞）；（三）如此大量土地批出而不經投標，必然招致所有其他地產家族的強烈反對，直接衝擊本港政治生態的上層平衡。後來，據一位同事說，上頭有些領導官員對我的說法很反感。我的意見雖未被接納，但確實站得住腳，尤其第三點更不幸言中：我當天就在辦公室接到一位相識的大地產商來電，衝口而出粗言穢語大罵數碼港，嚇了我一跳，可見整個計劃後面赤裸裸一個「利」字，董先生搞高科技是枉費心血。
由於有數碼港在前，又有西九龍文化區的投標規定在後，大地產商家族之間矛盾白熱化、表面化；一些本來是董先生的重要支持者，變得貌合神離，甚或琵琶別抱，他後來在北京政圈中失勢，便是禍從此起。
政策錯誤，令香港統治集團中的利益失調，衝突叢生；推而廣之，整個社會又如何可以和衷共濟？北京希望港人團結，在上不行、下不效的因果律之下，又如何可以實現？事隔數年，特區政府大概也看到數碼港並不是搞高科技的靈丹妙藥；dot.com 熱一過，道路還是那麽修遠。 我們不必懷疑增加適合ＩＴ用途的特殊地產資源會降低用家成本，加強密集效應，從而吸引更多公司在本地發展，生產出更多更好ＩＴ產品；這是經濟學的ＡＢＣ。問題是開發數碼港的方式不妥當，政府付出的公共資源成本和政治代價太大，與公眾收益不成比例。引致這個結果，既是因為政府求成心切，又是由於「好心而無知」的官員過度干預。愈欠缺專業知識、愈高級的官員犯這種錯誤，對社會的傷害就愈大。然而，數碼港只是特區管治史上第一顆政府自我引爆的原子彈。
十七之十四：十級颱風．八萬五．華仁仔（2005-6-28）
我進組的頭幾年，工作得很興奮、積極，一天十二小時幾乎是常規，遇有特別事件還會加碼；碰上「七．十一」大老闆，以及工作狂鄭維健，忙得不亦樂乎可以想見。
九九年盛夏，組裏正忙着施政報告的事，不巧來了一個颱風，前一晚鄭本來和我約好當天無論如何如常工作，可是一早上滂沱大雨，馬上就要掛十號風球，我住在清水灣附近的一條村子裏，山洪攔住了車路，又沒有了公共交通，我只好打電話給鄭說我來不了，豈料他說會馬上自己開車從山頂來西貢接我，半小時之後就到村口，我於是穿好雨衣出門；西貢多樹，颱風已經吹倒不少，一些還搖搖欲墜，因此我頭上還戴了騎自行車用的頭盔。
我在清水灣道的村口等了很久，不見鄭的車子，我又是不用手機的，他此時無法聯絡我，我怕他遇到什麽事故，便沿着公路朝市區方向彎彎曲曲走了十幾分鐘，赫然見到前面一棵大樹橫臥路中切斷了所有交通，鄭的車子就停在樹後幾米處。我捏一把汗，上了車，鄭笑說：「你曉得行下來找我，算你有點 intelligence。」我說：「Not intelligence！Extreme VALOUR!」兩人大笑。鄭調頭駛向市區，回到辦公室，一起工作到傍晚，風還未過，鄭便招待我到他家留宿。那幾年，忙得真有點像回到了我年輕時鬧革命的歲月。
== 忙得像鬧革命 ==
當時如此忙碌的，還有各個與「造地」有關的政府部門；「八萬五」政策出台後，一些有關單位還嫌人手太少，聘了一批合約員工大幹快上。然而，「八萬五」是特區政府、特別是董先生個人的極大不幸。由始至終，他身邊的謀士或是給他錯誤意見，或是助長、姑息了他自身的錯誤傾向，最終陷他於不義。
大家記憶猶新，回歸前一、兩年，地產商趁着政治沖喜不斷推銷「九七後不明朗因素消失」論，市民因此覺得一過渡，地產價格便要飛升；市場遂很快形成泡沫並急速惡化，地產商賺錢破紀錄。董先生一向不喜浮誇，重視發展實業，鄙視炒賣資產、抬價致富，由衷希望更多市民能夠有屬於自己的安樂窩；他眼見樓價飛升，與大多數市民購買力脫節，又不利發展實業，於是主張大量持續增加土地供應，令樓市降溫。這本身並非一種不合理想法，但問題是怎樣實踐這個想法而不讓市場經受劇烈震盪。如果當時能夠沉得住氣，借助樓市本身循環規律，就放手讓它升到亢奮顛峰繼而下滑到谷底，在剛剛回升之際才由政府源源推出土地以減緩升勢至合理水平，震盪就會最小。可是，特區政府急不及待，採取了對外高姿態公開、對內雷厲風行的做法，給部門施壓；故當時有「每年建屋目的達不到，將有人頭落地（heads will roll ）」之說。我當時還在《信報》工作，馬上寫社論指出政府手段不智，詳細分析「八萬五」政策的技術錯誤和可能要承擔的政治後果，後來不幸一一言中。我非料事如神，只不過做過多年的嚴格經濟學研究，知道多一點因果規律而已。
曾任布殊政府副財政部長的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 John B. Taylor，在九十年代中期總結戰後幾十年來的總體經濟調控經驗時指出，政府突如其來的手段（cold-turkey approach）幾乎肯定是有大害而低效益的。「八萬五」正犯此大忌。
== 「側側膊收檔」提議 ==
我進組之後，樓市跌勢已成，負資產戶大增，諸高官「出口術」托市無效。幾年之後，董先生決定放棄「八萬五」政策。可是，在如何把決定公開這個問題上面，董先生身邊的謀士又讓他栽了一個跟斗。記得董先生當日傳我去他那邊開會討論此事，說我有主流傳媒工作經驗，意見值得參考。開會人數很少，只有我、林瑞麟和一、兩個較年輕的官員。我當時的意見是，政府要改變一個重要政策，要鄭重大方得體地向公眾說清楚原因；處理得好，不但不會失分，還會給人一種負責、果敢、有力的印象，更可以是新方向的有力宣傳。
須知政府因應形勢改變政策，是常有的事；在決策學裏，這就是所謂 time-inconsistency problem；我求學時代的博士論文導師 Professor Edward Prescott（本屆經濟諾獎得主）便是提出和研究這個問題的開山祖。可是，當時處於虛弱心理狀態的董先生，對林的意見比較受落，最終認為弱勢政府不能公開認錯，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於是便有了後來大家都知道的結局。這件事對董先生的心理打擊很大。
== 董先生孤家寡人 ==
林與我同是「華仁仔」。不說不知，有一個時期，董先生身邊有多個「華仁仔」；有一次我到董辦開會，與會五人計為邵善波、路祥安、袁銘輝、林瑞麟和我，我一坐下，發覺盡是「自己友」，指出來大家也不禁大笑。系出同門而道術各異；那是特區政治還能比較兼容並包的日子。
話說回頭，林的屆次比我低，是我師弟，我本來不認識他，但「華仁出品，必屬佳品」這句我們一位老校董李耀波先生的口頭禪深植我心，所以起初對他沒有一點懷疑。經「八萬五」收場一役，我對林的看法有了保留；到他後來當了政制事務局局長，某次在大會堂舉行的五百名政務官講用會上發言，說香港民選議員人數比一些西方國家少，平均起來更有權力，我就覺得他在自己的政策範圍內的常識有點不足。
不過，特區政府後來因為緊跟北京意旨犯下極左政治路線錯誤，失道寡助，董先生孤家寡人，用人方面的選擇不多。到了○三年「七一」大遊行前後，情況更加惡化，他身邊可用的人日少，有些更是唯唯諾諾之輩，不斷助長了他自己的錯誤傾向。我那時言路已塞，只好在當年七月三日《信報》三十周年報慶上寫題為「兼容並蓄．海闊天空」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中國歷史故事，用意就是想向董先生指出他的處境並希望他有所警惕，可惜無濟於事。
十七之十五：曾德成．白景崇．太平紳士（2005-6-29）
和我幾乎同時進中央政策組當全職顧問的，還有前《大公報》老總兼副社長曾德成，香港大學社會統計學教授白景崇（John Bacon-Shone，美籍英人、香港永久居民）。在九八年的政治氣氛下，這的確是一個微妙的組合，有人稱道是蕭炯柱的ＡＯ手筆。大概因為白是老外，董從來不見他，幾年裏一次也沒踏足董辦；不過，在組內，鄭維健一視同仁，三個顧問不分軒輊，工作愉快；白工作至○一年返回港大。
曾德成我早在七十年代初就認識，不過他家三兄妹，我當時是和曾鈺成和曾勵予比較熟；之後我整個八十年代不在香港，也就都生疏了。曾根正苗紅，在香港左派最艱難的日子裏為政治理想失過學、流過血、坐過牢，所以我一直都很尊敬他，儘管在一些政治觀點上跟他是南轅北轍。他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有正統左派特有的那種深沉、堅定以至（我認為）迹近頑固，但在其他問題上卻十分開通、開明。他是個書生，看很多書之餘，港大碩士念完一個又一個。在組裏，他和我除了在頭幾份施政報告的撰寫過程中經常合作之外，平日各自負責不同的項目；他多搞和內地有關的研究，我多做本港以內的政策分析，遇有與中國大政治有關的問題，我常常請教他，有時他也會問我一些經濟事；總之，為了特區政府好，為了董先生好，基本政治信仰分歧並沒有影響我們在組裏的正常同事關係。
== 曾「下放」珠三角 ==
但奇怪得很，據我觀察，就是像曾這樣背景的人，在第二屆特區政府開始之後也受到高層冷落。劉兆佳上任，馬上邀得李明堃加盟，而我很快就被打成「右派」，靠邊站了；組內最核心的小會我被排除在外，○三年一月的施政報告劉兆佳也只在第一稿裏找我寫了幾句，董先生不再召見我。我心裏想，現時社會上、政府裏的政治氣氛都緊張，我這個右派真箇給打成「右派」也有道理，子曰：「窮達以時」，等幾時雨過天清再算罷；於是研究工作照做，周會上意見照給、有批評政府的話照說。但我也很快留意到，劉兆佳也不重用曾。這樣過了一年半載，我終於按捺不住，有一次私下半開玩笑問曾說：「德成，我靠邊站有道理，但怎麽連你老哥也靠邊站了？」曾苦笑一下搖搖頭說：「沒有啊，沒有啊，我不是天天在搞我的珠三角研究嗎？」珠三角是曾蔭權的長命項目，曾司長當時也下放當清潔大隊長去了。
劉兆佳少向曾德成請教；董辦那邊曾以前常常出入，但漸漸也少踏足。後來特區政府政治觸礁，董先生失人主之勢，北京關注香港局面，社會大眾惶惶終日。我想，如果董先生能多用曾德成，局勢便是壞，也斷不致如此罷？
我離開中策組後不久，就接到政府的信，通知我我的「太平紳士」銜頭於約滿離職當日撤銷。這是正常的，因為我的太平紳士是官守（ ex officio ）那種，和我的職位共終始。所有首長級第三級或以上的公務員都是官守太平紳士；非官守的太平紳士銜頭，則只頒給熱心公益的社會人士，是終身的，地位比官守的尊貴。
我遇到很多大陸人和台灣人，他們對這個奇怪的英式銜頭有點摸不着頭腦，常常要我解釋。太平紳士最重要的職責，是每季一次探訪監獄、拘留所、精神病院、公立醫院犯人病房，目的是要保障被拘禁人士的人權。在極權國家裏，異見人士常被關進精神病院，所以太平紳士探訪精神病院，主要是着眼人民的政治人權不被侵犯。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可以領會回歸之後保留太平紳士制度的意義。
== 曾任ＪＰ乾坤倒轉 ==
太平紳士每次出勤探訪院所，都是一位官守陪伴一位非官守，由院所最高負責人帶領，走遍每一角落；每到一處，隨從人員便對着被拘留人士高喊：「太平紳士巡視，有投訴者舉手！」遇有舉手的，負責人便要安排單獨與兩位太平紳士會面，進行投訴。如果太平紳士認為投訴有理，便會要求院所負責人跟進，然後滙報結果，不滿意的話，還可要求繼續跟進。
六年當中，我出勤二十餘次，接受過五、六次投訴，要跟進的大概兩、三次。當然，這個制度能否有效保障人權，很視乎政府對人權的態度；它只要委任「自己人」當非官守太平紳士，這個制度就可以完全形式化。港英殖民時代已有這個制度，違反人權之事卻每有聽聞。有一次，曾德成和我談起太平紳士這回事，很有點感慨。他說，六十年代他坐港英牢的時候，也有太平紳士巡視，回歸之後再到同一監獄，卻是換了位置，自己是太平紳士，一時間時空像是倒轉，那感覺着實令他受不了。
== 英人建制用心精密 ==
我受委任之初，也對這個制度十分懷疑，但後來在一次出勤時，留意到一個小小的規例，令我改變了一些觀感。大家知道，那些院所裏頭，很多時都有一些生產設施，犯人參加勞動，可以學到良好的工作態度，學會一些技能，還可以賺一點零用錢，拘留期滿之後都有用。有一次，我探訪一所設有磚塊生產工場的拘留所，其中一個車間裏，空氣中的塵埃比較多，犯人都戴上口罩；我們巡視的時候，隨從人員先喊：「除下口罩！」待所有犯人都脫下口罩之後才喊「太平紳士巡視，有投訴者舉手！」起先我不明所以，後來想到，假如把犯人的口完全塞住，再戴上口罩然後放在多塵埃又嘈吵的車間裏，犯人想投訴也很困難，來巡視的太平紳士不一定可以察覺。我又想起，文革時的異見分子張志新女士，公開槍斃之前先被割斷聲帶，失去聲音，失去人權，失去性命。我於是不得不佩服英國人建制用心之精密。假人權也要假得像真一樣啊，況且，換作我是犯人，這一點點假人權對我也彌足珍貴；如此，就算是假，也就包含了一些真的成分、一點真的人文精神了。
白景崇離開中央政策組的時候，鄭維健問他可以替他做些什麽，他說希望把太平紳士銜頭從官守變成非官守，繼續保有；後來他終於如願。白是英裔，當知此制度此銜頭之意義價值而珍惜之善用之。
十七之十六：我參加零三年民主活動（2005-6-30）
白景崇離開中策組之後一年左右，他的位置由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的李明堃頂替。不少人這樣記得，李和劉兆佳同在八十年代聲名鵲起，乃當時人稱學院「三劍客」或「四君子」中之二，因合力向鍾逸傑獻計建設香港基層民主體制以爭取民心、強化中英談判過程中的英方議價能力而名噪一時。
據我自己觀察，今天李堪稱「保守親中」，立場原則性比劉兆佳強，路數則和劉一樣，即重政治而輕政策，論政策時重政治效益而輕政策內容。杏壇中人有以為兩學者「事二姓」而甚卑之，但就算屬實，我也認為不能如此簡單地指摘。中國古代有所謂「理官」，以其所長效於人君而不拘於一朝一姓，有若西方體制下的公務員，不同者在於公務員的心態和職責以服務民眾為主，而理官則以直接服務任何人主的管治需要為依歸，惟是技術官僚者則一，無可厚非。
劉、李當權，中策組自然偏重政治，兩位學者亦以董先生的政治顧問自居。政治上替董先生、特區政府服務，當然也是中策組的工作；只要做得好、有成績，董先生滿意、特區政府滿意、市民滿意，就及格、滿分。不過，我認為劉、李的政治是狹隘的黨派政治，以壓住反對派、建立「穩定的執政聯盟」為目的，而不是《基本法》精神之下全民政府的政治。「穩定的執政聯盟」這個概念不適用於回歸後以《基本法》為管治基礎的香港，此點我已在前文剖析批判，於此不贅。在此概念指導下的政治活動只是助長了特區政府的極左政治傾向，加劇了而不是疏導了社會上的政治矛盾，客觀上令董先生的管治更困難。
董先生今天政治上山窮水盡，孰令致之？ 二位學者是不是也應該深入檢討一下呢？
== 董山窮水盡學者有責 ==
李在組內負責所有的問卷調查設計和分析，工作量很大，後來社會上的政治日趨緊張，他就更忙了。我對問卷調查是門外漢；經濟學家通常不用這種研究手段，因為一來答者有主觀意志，可以隱藏自己的事實、觀點及偏好，二來問者往往也有自己的主觀願望和價值取向；二者相交錯，得出的結果難以分析。主觀並非不好，只不過經濟學是一門客觀實證科學，所以用不上問卷調查；在其他牽涉較多主觀性研究的學科，它可以是一種有用的研究手段。
中策組搞問卷民調，白景崇的時候就開始，我並不反對，我擔心的，是如果研究者有很強的政治主觀，又認為自己應做的，首先是一種有立場的政治鬥爭工作，則問卷調查就或多或少滲入主觀性，誤導或迎合領導不特已，甚者更會變成一種鬥爭工具。社會上的黨派團體、有黨派色彩的傳媒可以這樣做，使用公帑的全民政府部門就應避免這樣做。推而廣之，了解民意是好事，有助於設計合適的政策；但如果掌握民意是為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為了駕馭大多數人民，則立心便是錯了。
== 李負責統計遊行人數 ==
經過○三年「七一」大遊行震盪之後的中策組，踏入○四年之後更步步為營。○四年春夏之際，李的工作量又增加了，不只搞民調，還要負責統計示威人數，原因據說是某部門不再肯提供其遊行人數統計結果。我認為這個理由難以置信，部門不肯提供數字，董先生一個電話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何苦要動用公帑去多數一次？中策組去管遊行人數，是否多少有點不務正業？我於是向李提問，李說：「阿Joe，民主派拋出一個示威人數，馬上登遍國際傳媒，因此特區政府也要有自己的數字，你要從國際鬥爭的高度看這個問題啊！」
李看問題水平一向比我高，鬥爭性強，我則似乎真有點書生氣。先前以為中策組不務正業，現在才知道「正業」的涵義慢慢演化；我的「書生」心態更趨悲觀，覺得客觀上中策組逐漸變成心戰室，其資源亦逐步轉化成鬥爭工具，而我則已經落後於形勢，似乎更是在妨礙着這種鬥爭工作。○四年的七一遊行前夕，《明報》刊登了一些據說是中策組設計的有引導性調查問卷，我向李問及此事，他說他雖不敢自稱問卷設計專家，但有多年經驗，十分專業，所設計的問卷絕無引導性。
幾天之後，我便被革除一切職務，沒有任何解釋，我亦沒有要求什麽解釋；手頭上的工作，包括有關第三部門的政策提議研究，都放下給一位公務員同事。事情來得早了一點。去年三月份的時候，劉託同事轉告我九月份不會給我續約，那是意料中事，之前的十二月我亦已私下告訴曾德成和鄭維健，準備做完手頭上的幾件工作便離開，後來那麽急要我走，我當時倒有點意外。但後來想想，我○三年參加了爭取民主的群眾活動，令政府高層一些人十分不快，但礙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沒即時向我開刀；不過，那樣便宜了我不好，總不能讓我全身而退啊。
== 我非示威常客 ==
這樣，終於回到正題。我一生人參加過好幾次示威遊行。第一次是在美國上大學時參加保衞釣魚台運動，舉五星紅旗到聯合國總部示威反日。大學畢業回香港，沒多久碰上「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在一個下雨天到九龍仔公園參加遊行反港英。
整個八十年代我不涉政治，重到美國潛心讀書；八九年我在美國大學任教，天安門大屠殺當晚我晝夜不眠聽廣播，次天淚水洗面走到市中心參加一個幾十位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抗議示威。然後又是不涉政治許多年，九二年回港任教科大後亦一直如此。
二○○三年「七一」遊行我不參加，因為主要口號是倒董，而我不倒董；香港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路線問題，不是董建華問題。跟着來的是「七．一三」中環集會，主題是要求民主選舉，我認為香港的的確確需要這種民主，而旦要求是符合《基本法》的，所以我參加了。我靜坐在遮打道的集會區內，離演說台很遠，《明報》一位記者認出我，要求訪問、拍照，我不好讓年輕人失望，也就沒有拒絕。第二天劉兆佳看了報紙，趕忙來做我的工作幫助我，我說謝謝了、不必了。去年「七一」遊行，主題也是民主，我也參加了；當天大清早我先到大尾篤上一個小帆船訓練課，完了之後趕到銅鑼灣，趁上最後一個小時的行列，一整天感覺很充實。我猜，到終審判之日，老天爺看了這份記錄，不大滿意也會饒了我罷？
十七之十七：角色衝突和權力制衡（2005-07-01）
我在中央政策組的工作之一，是替董先生寫演講辭。不是篇篇都我寫，短的都由董辦那邊董先生的助理寫就算；長的中文由曾德成包辦，英文則由我執筆，聽眾政治取向不同故也。每次寫之前，鄭維健都和我一起去見董先生，知道董先生的準確需要之後，我便動工，寫好之後由鄭把政治關，逐字逐句看，有時也會請曾德成給意見，我修改後送董辦讓董先生過目。董先生看得更仔細，和我反覆討論關鍵字句，然後才定稿。如是者一年總會有好幾次，多半是因為商界或學界邀請董先生在重要日子上講話。
我極不喜歡這件工作，好幾年一直要求鄭維健向董先生提議，由董辦自己聘請寫手替董先生撰寫演辭，鄭尊重我的感受，但董辦那邊總是沒有行動，說是沒有錢，結果拖到○三年初才不再要我寫。
== 兼寫演辭精神分裂 ==
我不是特別不喜歡寫演講辭，也不是不喜歡替董先生工作；我不願意寫，是因為我覺得寫董先生的演講辭，和我作為他的政策顧問，有嚴重的角色衝突。
有人會不同意我的說法；的確，如果以美國為例，總統的演辭寫手正式銜頭都是speech writer and policy adviser，有何角色衝突？美國的政治是徹底的黨派政治，總統的寫手和他的顧問，政治和政策觀點基本上應該都和總統一致，所以顧問兼寫手並無角色衝突。我的具體情況不同，中央政策組顧問的一個重要設定功能，是對董先生和董先生政治委任的司、局長的政策提議作反思、批駁，故必須時常保持一個獨立的批判態度；演辭寫手則不同，要寫得好，必須把自己變成董先生肚裏的蛔蟲，不只要想董先生所想，連董先生的心態、神情、說話習慣、常用辭彙，一切都要盡量模仿才成。這兩個角色顯然是衝突的，要我都擔起，非令我精神分裂不可。
其實，正因為我不能同時兼顧這兩個角色，有一次和董先生討論他的講稿的時候堅持我自己的意見，讓他老人家動氣了，大家有點不歡而散；沒多久，便傳出新聞處那邊請了專責的演辭寫手，我才鬆一口氣。動動氣也好，我希望董先生是從此明白角色衝突這個概念；有幾年他讓一位地產界大人物不脫產在行政會議管房屋政策而為之辯護，引起公眾不滿和大集團之間的勾心鬥角。其實角色衝突這個概念在古代中國已經很清楚，下一段講到的「台諫分職」，即是一例。
我接着想講中央政策組應有的「權力制衡」功能。中國政治傳統很早便有清晰的「權力制衡」概念和制度。漢代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下面設兩個官，一個叫御史丞，負責代宰相監察中央和地方政府；另一個叫御史中丞，代宰相監察皇帝及皇室。到唐代，演化出「台諫分職」，監察政府的機構從相權中獨立出去，稱為御史台（不再是宰相之下的機構，才可以更獨立地監督宰相和由他領導的政府，角色身份分明，不再有衝突）；負責監督、指正皇帝的諫官，則仍由宰相全權委任及管轄。
在後來的朝代裏，台、諫之職綿延不絕，各有特色，只是到清朝才徹底廢了諫官，而御史台則成為皇帝對臣下的專政工具。
近代西方的權力制衡，在政府層面靠「三權分立」，而人民制衡政府，則主要靠若干年一度的民主選舉、在野黨的壓力，以及充分的傳媒監察（人民有知情權，而獨立於政府的傳媒便是發揮這種知情權的公器）。特區政制保留了一部分西方傳統，所以也有一些體制上的權力制衡；比較薄弱的，是在政策制定的環節，而在這方面，近年還退步了，原因有二，其一與中策組有關，讓我分別指出。
== 提議設「給事中」失敗 ==
第一，在回歸前的港英政府裏，源於各司、局的政策提議都送到行政局裏審議，而行政局的成員，除了布政、律政、財政三司外，全部是社會上有名望地位人士，由港督獨立委任；行政局認為有問題的政策提議，一律發還有關的司去修改。第一屆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制衡形式基本上保持不變；可是，到了第二屆，司、局長全部進入行政會議，由行政長官從社會人士中獨立委任的其他成員只佔少數。
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在現今的行政會議裏，還是可以有很活潑的政策提議討論的，但各司、局長之間，少不免會有「今天你給我方便，明天我還你人情」的考慮；如此，政府內部制衡力量便不復存在，而香港又沒有有效的在野反對黨提供有力的外部制衡，政策提議坐直通車，結果增加風險。不過，在這個決策機制安排上，特區政府是不可以簡單還原的，因為就算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不同，卻又都由行政長官從觀點與自己相近的人群當中委任的話，制衡還是容易失效，形同虛設；要補救的話，也許需要比較複雜間接一點的委任辦法。港英時代，政策由公務員系統提議、由行政局駁議，兩套人選由不同機制產生，制衡較有保證。這種設計比較精密的管治機制，經○二年問責制任意大肆改動，滿盤落索。
第二，中央政策組回歸之後一直未能好好發揮其指定功能之一、即對各司、局政策提議進行反思、批駁和覆議，並提出獨立意見。首先，如我前文所述，董先生當初不滿意各局思想保守，常常想中策組提出政策而不是覆議政策；到後來他可以委任一些合自己心意的局長，中策組的領導卻少搞政策、多搞政治，不講駁議、只提供上面想要的服務。
其次，中策組這個覆議政策功能是任意的，沒有體制安排上的必然性；換句話說，按規定，若董先生想就某一政策提議進行反思、駁議，他可以找中策組，但若他覺得無必要，或者不想有關的司、局長知道了不高興，則中策組就無容置喙。這種體制安排是極不完善的。試看明朝廢了宰相，尚且知道要加強駁議機制：六部尚書（政府的部或局）根據皇帝的意旨制定了政策，也須通得過尚書下面的給事中（專門負責駁議的官），才可下達；六個部都有各自的給事中，握有很大的封駁權。主要官員問責制登場之前，鄭維健和我一起設計了一個類似給事中的體制，希望強化中央政策組的駁議功能，但董先生沒有採納。個人的努力，效果有限，那是我還能直達天聽的日子裏的最後一擊。
完
後記
此十七篇、共約四萬字，可以寫的、值得寫的，都寫下來了；寫時身在海外，全憑記憶，欠準之處在所難免，責任都歸我。回港之後，「換了人間」；我把各篇重看一片，除了文字因為半年多不用都生疏了，要費功夫修飾之外，內容覺得沒有什麽要改的，就都交給《信報》林在山。劃上最後一個句號，頓覺輕鬆，當年的願有違、願毋違，似都不干我事了。
Bibliographic data
@book{
title = "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
author = "練乙錚",
publisher =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isbn = "988201688X",
month = "Sept",
year = "2005",
pages = "208",
}